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中层干部改革落下帷幕，一次任命32名正副庭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历史罕见。通过对一些细节的分析，或许从中能够看出中国法院改革的某些新动向。

首先，大兴区人民法院院长马来客担任院长半年时间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改革，不禁让人想探寻马院长其人。马来客，原任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80年代末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科班出身。2009年12月空降来到大兴法院。此次中层干部改革是否有上层的授意让人不得而知。

第二，此次大兴区人民法院中层干部改革规模之大，任命人数之多，使该院中层干部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新任命的庭长除部分人外，以近年来新招录的硕士研究生为主，其中不乏过了试用期刚刚被任命为法官的新人，非北京籍贯的占到一半以上，中层干部由60后为主体变为以80后具有法学硕士学位的人员为主体。这一举动使该院的干部素质、职业环境、学术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和提高。

第三，亮点之一，著名学者胡星斗状告北京新网公司案的审判长赵玉东在此次干部改革中获任庭长。胡星斗因在网站发表不同观点的言论，被网站封杀，遂将网站起诉，并最终获胜。该案主审法官赵玉东的判决书被喻为“极其罕见”的“创造历史的判决”。赵法官因此险些辞职。此次获任法官昭示着中国法院改革的新动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伍晓阳、朱峰、程义峰、李亚红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多数从事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他们拥有知识和理想，却在现实中徘徊迷惘;他们有着上百万的庞大规模，却“蜗居”在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名字叫“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最近以来，“蚁族”现象引起了各界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这个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如何走出困境?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查。

　　城市边缘的艰难生存

　　北京市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的唐家岭村，是北京最大的“蚁族”聚居区，这里距中关村软件园不远。过去几年，这个原本只有3000人的村子涌进了5万人。

　　记者9日来到唐家岭村，雨雪融化后的道路泥泞不堪，生活垃圾随处堆放，招工启事、办证和治病广告贴满了临街墙壁，空气中弥漫着食物混杂的气味。街道边开着各种小商店，服装、电器和杂货等无所不有，棉鞋25元、理发5元，廉价是这里的共同特征……

　　低生活成本和便利的交通，使唐家岭成为许多大学生离开校园后的第一落脚地。25岁的杨宏伟是其中一员，他两年前从大庆石油学院毕业后来到这里，几年来换了很多次工作，但月工资总是只有两千来元。“照现在这房价，全年工资只够买一两平方米。”

　　由杨宏伟带路，记者来到了他租的“蜗居”。大约10平方米的屋子显得凌乱而拥挤，桌子上放着没扔的一次性餐盒。杨宏伟说，吃饭常在楼下买，晚饭一顿3元钱就能解决。因为供暖条件不好，冬天在屋子里也不能脱外衣。谈到有没有女朋友时，他苦涩地说：“哪里敢谈恋爱，那是要花钱的。”

　　房租是当地村民的“摇钱树”，为了获利更多，乱搭乱建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楼房之间的过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上班高峰时，挤公交车就像打仗一样，杨宏伟开玩笑说：“你要做好被挤成照片的准备。”

　　北京大学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牵头完成了一项“蚁族”现象大型社会调查，这项调查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百余名研究生参与，持续时间长达2年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据估算全国“蚁族” 规模在百万以上。

　　这个群体为何被称作“蚁族”?廉思介绍，这是因为他们与蚂蚁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毕业于重点大学，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记者采访了解到，“蚁族”多数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工资不到2000元，多数没有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城市里有没有我的明天?

　　“蚁族”为什么留在城市，而且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据廉思调查，“大城市的吸引力”是首要原因。许多“蚁族”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他们认为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因此都留在城市工作，“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很普遍。

　　高校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也是“蚁族”的催生剂。自2003年我国首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今年达到611万人。当面向西部和基层就业激励政策不够完善时，高校众多的大城市必然出现大学生滞留的现象。记者采访发现，“蚁族”年龄多数在22岁到29岁之间，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从“蚁族”自身来讲，就业观念比较狭隘，所学知识和才能与社会需求脱节，也是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重要原因。

　　从民办高校中国管理软件学院毕业2年的郝婷婷，在一家私营企业做后勤工作，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她形容自己的工作主要是“跑跑腿，打打杂，搬搬货”。尽管如此，她还是愿意留在北京，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她对记者说：“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等以后发展好了，我就从这里搬出去。”

　　很多“蚁族”寄托着一家人的希望，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他们外表看起来乐观，其实内心非常敏感和脆弱。

　　“蚁族”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于现在的生存状况如居住环境、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等感到不满意。杨宏伟对记者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住得舒适、吃得放心、出行方便、治安环境好、公共服务有保障”。

　　走出困境：社会保障与自我突围

　　教育部日前透露，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明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本已庞大的 “蚁族”群体，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洪大用认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社会需求有很大差距，是“蚁族”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蚁族”应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找到并发挥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发展协调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将被破解。“蚁族”眼光不妨放长远一些，到二三线城市或基层去打拼，同样能够有所作为。

　　对于“蚁族”聚居区，廉思认为，政府和社区应当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一是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避免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二是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增加文化和体育等活动设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三是有关部门可为“蚁族”提供切合实际的就业培训，提供心理辅导等。

　　专栏作家李勇说，现在大学生争着考公务员、进大型国企，就是看好其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如果中小企业也很有吸引力，无疑将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政府还应加大扶持中小和非公企业发展的力度，鼓励青年人创业，这是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像‘蚁族’一样的新群体是正常的，政府应当重视这些群体的困难和利益诉求，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之责。”洪大用认为。

提高烟草制品价格也许有助于减少吸烟，但是专家指出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很敏感，因为烟草业受政府控制。

中国有3亿烟民，消费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香烟。中国近60%的男性吸烟，人均每天吸掉15根香烟。

根据位于巴黎的国际防治结核病和肺病联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年有100万中国人因为和吸烟有关的疾病死亡，这个数字在2020年将达到200万。该组织今天在坎昆举行的肺部健康大会上公布了这项研究结果。

该组织控制吸烟部门的主任西妮德·琼斯说:“吸烟导致疾病给中国带来的负担将愈发沉重，因为人吸姻时间越长，疾病就越严重，死亡率也越高。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