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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阳报》3月25日文章】题:教育大跃进 学术大滑坡

中国未来十年将有一批高校面临破产。这句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语重心长的预测与警告。

顾海良认为，出生人口下降，形成了“招生的倒金字塔”。北京高考报名人数下降20%，上海连续3年报名人数不足。生源减少，加剧高校的竞争和淘汰，必然会有一批高校破产，必然会有一段全社会的阵痛。

阵痛的不可避免，根源在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大跃进和教育上的急功近利之风。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出台，目标是在短期内人为制造世界一流大学。

数年时间内，高达数百亿元的资金源源不断涌入教育部门，与相对落后的师资能力、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力以及好高骛远的目标一起，将教育拉入一场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大跃进运动中。在此过程中，不少大学大搞圈地运动，过度举债，全国高校负债高达上千亿元，有些根本是资不抵债，只能靠卖地度日。

在这场教育大跃进中，大国虚荣上去了，大学质量滑坡了。从1998到2008年，大学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20%，是同期中国GDP增长率的两倍。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学校规模第一，原先不具备资格的专科纷纷升级本科，系则尽可能升级为院，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大喜功。

行政权力膨胀了，学术核心缩小了。因为手握资金调拨权，行政权力在教育行业中分量上升，资质审定完全由教育部门大权在握。教授们争当处长不搞学问，开会时不以学术论英雄，反为官衔竞折腰。校园净土弥漫着媚官媚权、瞒上欺下的官僚气息，静心搞研究的愈来愈少。

学术腐败上去了，论文水平滑坡了。为了争夺教育部的评比资质，高校论文抄袭和学术腐败现象严重，买版面、买稿件现象无处不在，教授学生不以抄袭为耻，反以“潜规则”自辩，竟出现一篇医学论文被25人抄袭6轮的荒唐事。

不久前，西安交通大学一教授居然通过剽窃别人的成果，获得教育部的科技进步大奖。事情败露后，校方不仅没有积极查处，反而想方设法阻挠举报者，是非观念颠倒。即便是武汉大学，本身也是腐败重灾区，曾经爆发过校领导基建工程巨额受贿案，常务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全部下台。

以教育部门为火车头的这场教育产业大跃进运动，导致学生数量“井喷”、教育腐败“井喷”和学术抄袭“井喷”，今后对中国的祸害也是一场“井喷”。如果一部分高校的破产，真的能令这场教育大跃进终结的话，这种破产也不是一件坏事。

中国教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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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校长的耳光：中国教育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笑话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中国教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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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读卖新闻》11月16日报道】题:中国的“蚁族”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中国，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正在增加，他们大多群居在北京等大城市近郊的农村。这种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中国的就业问题被比喻为“大冰河期”，解决起来并非易事。

离北京高科技产业基地中关村不远处有个叫唐家岭的村子，这里的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但由于大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来此聚居，现在人口已超过4万人。

老家在山西的云南某大学毕业生邓锟几个月前曾住在这个村子。他说:“在村子里生活是找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前的一个奋斗阶段。”记者走进一条胡同，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墙壁断裂的简陋房屋。

房屋面积十几平方米，每月房租约350元，他们过着在北京算得上最下层的生活。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干的是电话推销等临时性工作，月收入在1000至2000元之间，与民工工资相当。

给他们取名叫“蚁族”的是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在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后，他主编了《蚁族》一书。廉思在书中写道，他们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像蚂蚁一样具有较高的智商，过着群居生活。“蚁族”由此得名。

大学生过去曾被誉为“天之骄子”。但进入本世纪以来，私立大学开始兴起，新毕业大学生急剧增加，就业变得困难。去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的就业形势。

出身小地方的毕业生大多希望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没有当地户口，他们无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救济措施。据说仅北京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而同样的蚁族现象也出现在上海、广东、西安和武汉等地。

“蚁族”年轻人中间有不少人利用互联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因此，一些有识之士担心，“或许一个小小的事件，就有可能引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中国去向, 中国教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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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周刊》  作者:陈漠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 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 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 改变”。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 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 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 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 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 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成功学 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 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 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 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 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 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 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 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哪怕没有，赚到50万、1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 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 自我标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理文在一篇文章中把成功学的全面发展归结为保险推销和直销这两个新鲜事物的出现，“这两种销售方式都需要大量招收 和培训推销员。培训专家大都受过成功学的训练，他们也喜欢向学员推荐成功学类的励志书籍。那些接受过培训的人，不管是否留下来做推销，都学到了一些过去他 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主要是一些非智力因素在个人成功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保险和直销从业人员都是以个体能力、沟通能力作为第一武器的人员，他们自然成为成功学的试水者。随着整个社会从集体体制向个体自由的趋势转 变，成功学也因此在其中茁壮生长起来。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 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三晚两天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这是一门昂贵的课程。“探索”、“突破”、“领导锻炼”三种级别的课程，学费分别为3900元、7700元、3900元，时长分别为三晚两天、五天、 三个月(每月一个周末，共六天)。

这也是一门充满仪式感、“成年人的体验式”、有争议的“生命”课程。

从“励进”到“睿力”

课程手册里写道：“睿力课程所有培训以活动体验式为主导。源自欧美，课程系统以探索、突破及领导锻炼三个主课程为核心，配合其他工作坊，以达到开发潜 能、自我提升、改善生活素质等效益。”

主办方广州市睿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市林乐路的一栋写字楼内办公，距 广州天河区的CBD符号中信大厦只有10分钟行程。看上去是个很普通的写字间，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四五位女职员拿着花名册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张莉萍拿出 一本蓝色册子和一个黄色信封，分别是探索课程手册和“睿力个人才华提升之探索课程报名协议书”。她介绍，“睿力的特色就是体验，这个课程最早开始于美国，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都很流行，后来传到香港，再到内地”。她说，睿力在广州、成都、上海都有分部。

“睿力”的前身是“励进”。LP(领导锻炼)57期的学员郑刚告诉记者，“它注册差不多十年了，现在在成都、上海还叫励进，在广州不能叫励进，据说是 涉及到一些工商税务等原因。人员没变，公司也没变，我现在还叫它励进。”郑的身份是广州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

工作人员徐文英解释：更名发生在2007年1月，原因是“违反了教育局的‘课室和办公室不能在一起’的教学规定”，所以从天阳路搬迁至林乐路。

张莉萍介绍，授课导师“以前是老外，后来是位香港的华人，现在已经有国内完成课程的一些学员成为导师，教起课来不会有障碍。”郑刚说，“每个课程不止 一个导师，有时有两三个。我上探索班的第一节课是刘志伟(音)，据说，他是佐丹奴以前的老板，后来在美国投资不太顺利，人生起起落落，后来，他成为励进学 员，再做小组长，又做了导师，讲课很实在。”

工作人员和学员都拒绝透露课程的详细内容，理由是课程有保密协议，而且提前知道内容会影响新学员的心理体验。“学过的人就知道不贵，关键是要看对自己 人生的意义。”张莉萍说，她以前做事拖拉的毛病就在几年前的学习中得到改变，“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好，还可以退钱”，她指着协议书上的第7条：“若参加者完 成五天课程后得不到任何效益，可申办退款手续。手续需于课程的导师授课部份完成后48小时内呈交书面申请要求退款。本公司将会先安排面谈，退款则会在接获 退款申请和面谈后一至两个星期内，将已付学费扣除退款手续费用人民币1000元整后之余额退还。”

泪流满面的结业典礼

7月29日晚6点30分，天河北一家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LP61期结束“突破课程”进入“领导锻炼”的结业典礼正在进行。会场约100平方， 聚集了100余人，大部分席地而坐。LP61结业班的29名学员和5名小组长盘腿坐在主席台，其他的60余位老LP学员、“感召人”和家属则坐在会场中 央，最后一排坐着的是10余位西装革履的导师和工作人员。

穿深紫色长裙的肖导师出来宣布：29位学员进行总结、感恩。话音刚落，便有四五名学员同时起身争抢话筒。29个学员的总结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 家好，我是XXX，我是一个真诚、自信、冒险、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台下立即齐声呼应：“Yes！”

“以前我是一个没有志气，总是逃避，没有勇气的人，通过五天的学习，我突破了自己，现在感到很轻松、很快乐。”台下是整齐划一、雷鸣般的掌声。远处的 导师朝演讲者竖起两个大拇指。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感召人XXX，感谢从‘探索班’到‘突破班’的各位导师，也要感谢小组长们，还有我身后的28位死党!”许多人声音嘶哑。“感 召人”起身，双手交叉放于胸前，朝四周作90度鞠躬表示回礼。

感谢中充满了温情，丈夫感谢妻子，妹妹感谢姐姐，母亲感谢儿子，儿子感谢父亲。一个中年女子说：“我已经放下了多年放不下的一些痛苦的事情，现在我活 了。”一个酒吧歌手经纪人说：“妈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儿子”，他的母亲正举着DV，脸上堆满笑容。一个年轻女子说：“我老公以前老说我顶多是个小学生， 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大学生！”一个称自己以前胆小的男子，当众拥抱并亲吻了自己的妻子，流下了热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台，给父亲送上一束鲜花。

感恩结束，肖导师的声音再次响起：“请给我们29位学员掌声，嘉许他们的胸襟和开放度。挚爱的亲朋们，他们真的非常棒。”5名坐在一旁“来得最早，走 得最晚”的小组长接着上台总结和感恩，一位女组长说：“看到他们一天一天变化，真的好像比拿到黄金还要开心！”

肖导师重新站回会场中央，身后跟着一位提篮子的女工作人员，“我们有几份礼物送给小组长，礼物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它是会发光发热的东西，代表的是一 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世界发光、发亮。”声音里有了哭腔。肖导师每发完一份礼物，都会双手交叉放于胸前，90度鞠躬，然后再进行拥抱，轻轻耳语几句，接 下来的29位学员也排队重复进行。在人群中，身材墩厚的组长郑刚在一次次拥抱中泪流满面。

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结业典礼，以老LP的抱团激励和小组长们的及时小结划上句号。在一楼的大厅，那个酒吧歌手经纪人热情不减，“我告诉你，对个人自 信，绝对有百分百的提升。”

“你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课程手册里写道：“我的朋友不断向我推荐，甚至说服我参加课程，是否有金钱回报？是否涉及传销？――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课程中得到效益及探索到所有的 力量！他们急于与你分享，他们真正的好处是，当您完成课程后，他与您共同拥有新的力量。”

结业典礼上，郑刚成为了记者的“感召人”。7月30日，郑刚为“感召”记者参加课程，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一件橙色LP队服，左胸绣着大大的 “爱”字、右衣袖绣着“4”、后背印着“LP57”。

郑刚说小组长纯粹是做“奉献”，他还“感召”了妹妹参加课程，完全没有利益关系。“我有自己的公司，赚自己的钱，没必要给别人做业务员。”他边解释边 拿出一份报名材料放到桌上，“别再犹豫了，对你来说确实是冒一个小风险，但为了你未来的生活，这点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8月1日，是“嘉宾分享会”，同样在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同样是晚上6点半。

“分享会”被定义为老LP学员的“自发行动”，被“感召”来的嘉宾将有机会体验到探索班的部分内容。多功能会议厅里整齐摆下了80张椅子，被“感召” 到场的嘉宾约有50余人，其余则是LP61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场者的身份被区分为“导师”、“老LP”“小组长”、“感召人”、“死党”和“嘉宾”。他们 来自广州、深圳、东莞、香港、温州、长沙各地，有服装店老板、音响店老板、私企副总、企业高管，还有大学教师和医院护士长，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

分享开始前，郑刚带记者去见工作人员徐文英，以解决就读前的一些疑惑。问：“我看有报道说你们的课程有穿丁字裤跳艳舞，模仿性姿势的内容？”答：“我 不能说媒体说的属不属实，但我可以告诉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要怎样使我们的心也能看到。关键是你有没有需要，想要超越自己什么，这才是 最重要的。”

“探索课程”体验正式开始，LP61班的两位男学员担任主持。第一项体验：跟人打招呼时，将自己比喻成一种动物，体验时间两分钟。会场里开始热闹起 来。

A：你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B：你好，我是一头勤劳的黄牛。

A：你好，我是怪兽。

B：你好，我是一条狼。

A：你好，我是老虎。

B：你好，我是一头大肥猪。

主持人将体验人的心态分为“主动式”、“被动式”、“古板式”(从头至尾称自己是一种动物)、“强权式”(从头到尾所称的动物要大过对方)――“这其 实也就是我们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主持人说。

第二项体验：叫一名女子将手放在一名男子的手心处，目的是让两者“用身体感觉一样东西，体验紧张和不知所措”。

第三项体验：“开放式的坐姿”。两人相向端坐，手放在膝盖处，两人膝盖间隔两个拳头的距离，用眼神默默注视对方一分钟。100余人端着凳子找搭档，会 场里再次闹腾起来。一位男嘉宾在体验结束后说：“这样看人是特别不礼貌的事，我老师这样教我，我父母也这样教我，今天，我对面坐着一个靓女，我确实不敢看 她，我倒是想看看满场的其他人都什么眼神，大家都这么看着，我感觉特别可乐。”一个女嘉宾则觉得“好像是回到了童年”。

接下，老LP学员开始宣讲。

一名LP57女学员，自称是拿到了“最高学历”的大学教师，之后又回来任LP59小组长，“三个晚上两个白天，让我彻底对自己有了360度的认识。我 今天诚心诚意请大家敞开你的心扉，相信今天带你来的朋友或亲人，为你自己负责，为你的生命负责，放下你的看法，接受一些跟你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关系的一些 事，可以吗？”另一名自称50岁、来自香港的男学员说，“1998年，我在香港上这个课，那时我欠银行20多万，上了课后一年时间，我把欠债都还光，然后 重建生意，现在，我有15家店。”

主持人趁热打铁，介绍了将于8月15日开班的探索课程，包括上课时间、费用等等，并建议每四到六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老LP们进行交流，而工作人员则在 后排准备好报名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报名。“一般报满120人就截止，招得差不多就开班，最短一个月一班。”郑刚说他上探索班时是72人，到突破班剩下42 人，到领导锻炼班剩下39人。

与记者在同一小组的一位LP61女组长，说自己是东莞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到广州，“我三年前读的，如果真是人家洗脑，也不会洗三 年吧。三年了，我赚到一群很好的死党，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第一个跑出来支持我。想想，我毕业十多天举行了婚礼，40多个死党都来喝我的喜酒，陪我出嫁， 多幸福的事！”

时间已近10点，记者起身向郑刚告辞。他坚持把记者送到一楼大厅，“我感觉你在逃离，一刻都不想呆。你是个谨慎过头的人，你不报名，你不去，就会错过 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可不可以不成功

和所有成功学讲师一样，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信奉的是这样的信条：“人只有两种，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也是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所有的企业， 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国际化企业，都削尖了脑袋要挤进世界500强；所有的父母，不管是还没离婚还是已经离婚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No.1；所有的励志 图书，不管是原版还是引进版，都在教你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成功的顶峰；所有的选秀活动，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的，都在宣扬一夜成名、从此名利双收的神 话……你成功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失败？对不起，你不但是个Loser，还是个连自己也无法原谅的罪人，罪名就是：你居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人生真的非如此不可吗？是谁断定了不成功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谁告诉我们“求上进”才是人生正道？成功人生除了成功或者失败，就没有其 他的路可走了吗？

如果所有人都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当那么多人被“榜样”和“导师”教导着踏上漫漫“成功”的时候，还有谁会 真正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生活、依循自己独立的标准来选择？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 者：身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 了极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 孩子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 存在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 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 并且基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 有捷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 的人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 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 成功学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 课者是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 过如此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 因为赚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 钱之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 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 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 经济独立和健 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 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 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 败，其实并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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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港报称校长抄袭是斯文败类，他们何止是斯文败类，真是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真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败类校长领着败类的教师，败类的教师教出不合格的学生，不合格的学生将来又成了败类教师，败类教师又成为败类校长。学样就是制造败类的机器。

【香港《太阳报》8月6日文章】题：校长带头抄袭 斯文败类横行

内地学术腐败愈来愈严重，被揭露的沽名钓誉之徒层次亦愈来愈高。近日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被被涉嫌论文抄袭，他是第一作者，其博士生是第二作者。但这不过是在论文抄袭校长的名单中增加了一个新人而已。此前已有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等被指抄袭论文，并且全部获证实。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它不仅培育大学毕业生，而且是生产社会价值与民族精神的地方，同时也担负着点化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功能。而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大学的灯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很多大学这个灯塔发出的不是诲人不倦之光，而是“毁人不倦”的邪光。一个抄袭论文的大学校长，只能把大学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而误入歧途的大学又会使更多的人误入歧途。 早些年，有内地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个别学者涉嫌抄袭，研究生论文抄袭则更为常见，但社会舆论还是没有严加指摘。可是现在看来，抄袭的问题不仅是个别现象，有些位居高校校长的学者，也玩起了抄袭的把戏，其中甚至有些人已被作为院士候选人，将跻身中国的学术殿堂!学术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知识界理应是整个社会终极价值的倡导者和守护人，知识分子也是社会规则的监护人，但可悲的是，内地一些学者连“羞耻”二字怎么写都已忘却，对自己的抄袭剿窃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以“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嘲，或者干脆将责任推给学生，一问三不知。如此为人师表，令人感叹。 中国学术界抄袭事件层出不穷，既有人才评价体系要求评职称必定要发表论文而产生的急功近利这个根源，也有某些专家不甘做学问的寂寞，追名逐利的心态在作怪。 内地大学严重衙门化，一些大学校长就是一群官场得意者。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实行“赢者通吃”，官要当，项目要拿，学问要做，一样都不愿放弃。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大学校长很难有时间继续做学问，于是就让学生代劳，自己当起“文抄公”，一切理所当然。 今年3月，国家教育部曾向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下发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但这一纸公文，似乎并没有发挥多大的阻吓作用。 其实，抄袭行为相当于盗窃，不仅涉及学术道德，更牵涉到刑事犯罪，当局只要今后将学术腐败纳入刑律究治，将这些身陷抄袭事件的学者一一逐出学堂，送入监狱，必然能令学风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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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仪式”一成不变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13日报道】题：通宵达旦？为了高考，—些中国人整年奋战(记者莎伦·拉弗兰瑞发自天津)
在过去的一年里，刘启超(音)一门心思干一件事，就是准备高考。
他每天学习14到16个小时。今年的高考将决定1000万以上中国学生的命运。所以他每三周只休息一天。他说：“我想学习到考前最后一分钟。我真的希望成功。”
中国可能正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但高考的仪式却仍一成不变。一个中国谚语形容高考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项合计9小时的考试每年仅有一次，是几乎所有中国高等院校录取学生的惟一决定因素。通过这项考试的学生比率为3/5。
各个家庭全力以赴地要使自己孩子的分数尽可能高。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学生们在一家医院里学习，使用氧气罐，以图提高注意力。一些女孩服用避孕药，以免在考试期间来月经。一些富裕的家长用惊人的奖励承诺鼓励子女，只要他们进入名牌大学：举行派对、给10万人民币现金，或者更多。
在考场外面，家长们守候几个小时，就像等待妻子生孩子的丈夫一样焦虑不安。考试迟到是灾难性的。2007年，一名迟到4分钟的学生被撵走，尽管他和他的母亲跪在监考官面前，请求网开一面。
批评者抱怨说，高考诠释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这一制度注重死记硬背，而不是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教育家们还说，农村学生处于劣势，高等教育由于追求数量而牺牲了质量。
作弊破坏公平机制
【香港《南华早报》6月12日报道】题：高考作弊撼动吉林(记者 李荣德)
东北省份吉林爆出数起涉及教师和家长的高考作弊丑闻之后，高考制度进一步受到拷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1日报道，本周松原市的两名教师因以超过40万元的总价贩卖了27件*********材而被逮捕。
在九台市，像耳机相接收器这样的电子*********材十分常见，许多应试者都承认用过这样的器材。吉林省农安县某考点外的屏蔽车遭到家长围攻，而来自省府长春市的监考老师也遭到家长围殴。警方拒绝证实这几起事件。
随着考学竞争不断升温，过去10年中作弊的风潮已经开始动摇了高考的基础。长期以来，高考都被视为这个充斥着腐败和黑幕的国家中仅存的公平体制。
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教授说，症结在于以分度人的制度。同样需要责问的还有一旦录取就不会淘汰的高校体制。“从根本上说，能否冶理高考作弊，取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
他还表示，大学应该不受政府干预，自行遴选校长，而且应该是一个师生权利都能得到充分尊重的地方。
熊教授说，应该允许大学以明辨优劣的机制为基础实施自治，这样或许还能带来高校教育亟须的改革。
高校毕业生真的太多?
【新加坡《海峡时报》6月11日报道】题：中国高校毕业生太多了吗？
中国高控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了。现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毕业生失业率上升的现象令人费解。在一个将要面临人口减少的国家中，年轻高校毕业生供给过度并非人们预料中的事。
很多人说，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制度是罪魁祸首。它除了使大学生人数比10年前增加4倍多，还导致了一个无法想像的现象：在中国，上大学比上高中还要容易。
在1999年，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比例从46%上升到64%，此后这个比例还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却停滞不前。2002年，只有58%的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到高中。
这一趋势进一步恶化了城市和农村地区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从1985年到2004年，初中升高中比例在中国城市中从40%上升到55%，但在农村地区却从22%跌至18%。
由于农村地区初中升高中的学生越来越少，进入大学的机会主要都被城市的同龄人获得。
这种趋势带来两种迥然不同的就业道路。农村的年轻人通常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学习生涯，他们当中大多数和初中辍学者一起，来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年龄都在15岁左右，在城市里寻找只需最低限度劳动技能的工作。
然而，大多数城市里的青少年继续其高中生涯。高中毕业后，80%到90%的人继续升学。因此，大多数城市里的年轻人在高校深造后，22岁左右毕业，进入求职市场。同时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年轻人如果打算继续深造，则几乎肯定是到一个比自己原来地方要大的城市，极少人会回到原来的小地方。
这两种道路和从而带来的不同就业结构导致了中国悲哀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率攀升不仅仅是供应过度一个原因造成的，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中国教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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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教师队伍二十余年，什么事情最让人心痛？是看到一代代学生被中国教育“教愚”——教得愚笨、愚钝、愚蠢，却无能为力。

中国教育的一大功效是，尽量把所有的学生教化成一个脑袋。现代教育是该培养、发展学生的个性与创新能力，还是泯灭个性、扼杀创新？正确答案无疑该是前者。但是中国的教育却长期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教化结果大多时候是通过中国式的考试来实现的。中国式考试的分数又是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最主要方式。且不说那越来越“严格 ”“科学”的所谓“标准化试题”无处不在，就是本最应该让学生创造发挥的“问答题”、“论述题”，那一条条按“评分标准”中的“答案要点”给分的评价方式，就让绝大多数学生不得不在答题时先要揣摩好命题者的心思。就是最能体现学生个性特色的写作，也高悬着“主题”“思想”“意义”必须“积极”而不能“落后”、必须“歌颂”而不能“批评”、必须“光明”而不能“阴暗”等等紧箍咒。当然，中国学生的学业评定里也有品德操行、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社会实践等等评价内容，但在以分数论英雄的中国式高考、中考面前，它们统统退居其次。

这一考试、评价方式延祸至平时的教学，那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必须以教材教参说过的或习题集后面告诉的“参考答案”为标准：“思想一致，共同努力”用成语来表示只能填“同心协力”而不能是“齐心协力”，“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只能填“惟妙惟肖”而不能是“栩栩如生”（邹静之《女儿的作业》）。一个小学生的作文写了他家的一盆花，被老师打了低分，老师的批语是没能写出“花的精神”，比如蓬勃向上、努力绽放什么的。一个中学生在期末考试作文中揭露了他所在的乡镇烟草部门收购烟叶中风气恶劣、鱼肉乡里的事实，以一个老汉的不幸遭遇和无奈感叹表现了“低调”的主题，也被打了低分，老师批语是：“此类题材的作文写作时要慎重”（K12网“韩军在线”）……此类恶迹可谓罄竹难书，各界人士也多早有揭示，为不多占本文篇幅，暂先打住。

中国教育的第二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正的“学习”有效隔离。真正的学习是学生融入全身心的体验与感受之后收获新知识，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怀疑、探究精神的，大多数时候是自觉主动、积极参与的，从本质上讲是充满乐趣的。但中国的教育同样长期反其道而行。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罢。我的一个同事向我讲过，就在他儿子的学校，一个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学自然课老师，上课常常带学生亲自动手捉虫子、摘树叶、弄花草、玩泥巴，鼓捣试管做实验，教室也总是被搞得“乱七八糟”，学生们不亦乐乎，但期末考试成绩却远不如那些从不带学生做实验，只是要学生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背背书中答案的“老教师”教的班级。结果那新老师挨了领导批评，因教室常常被“搞得乱七八糟”还受了班主任的责怪。新老师满腹委屈而又无可奈何，最后也只得向“先进经验”看齐了。类似的例子可以说到处都有、举不胜举。中国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学生能考出好分数，只要能得到好分数，所有能用上的方法手段都可以用，而更该被注重的学习过程、身心体验、乐趣享受则可以最大程度地被省略——这在很多地方被自诩为“教学效率”，在众多的批评者笔下被称为“题海战术”、“机械灌输”，在苏北等一些地方则被形象地称作“死揪”。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图书馆、资料库，他们不会，或从来就不屑于查原始资料——当然很多地方也没有真正的图书馆、资料室，很多时候他们也看不到真实的原始的资料——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教科书与习题集里有明确的不可置疑的答案。

人类社会有无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有，它就在中国大中小学生的政治课教材里。教育最应该培养的是学生的怀疑、探究精神，培养学生的思考、比较、辨别的能力。但是中国教育要做的恰恰相反，它就是要掐灭学生的怀疑精神、探究勇气，就是要学生相信教材与教参的绝对正确，特别是相信政治教条的绝对正确——因为按那上面说的去回答就可以得高分，否则就生死难卜，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当儿戏。即便拿那些教条与现实稍一比照，你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悖谬、虚伪、荒诞，但你不能怀疑、不敢怀疑，更不许质疑，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这话题一扯开来又会犯忌，也暂打住。

这样的“学习”，当然就是痛苦而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乐趣可言的。于是中国学生的厌学比例绝对世界第一，中国的“差生”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也绝对世界第一。记得中青报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按每个班级10来个到三分之一比例计算，中国学校所谓的“差生”数应该在四五千万。这则报道因触痛某些人神经，遭到批评并封杀。

中国教育的上述两大功效是很多有识之士包括很多教育界同仁早就揭露并抨击的。其实，在更为重要的健康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之培育，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之培养，在人类文明之传承等等方面，中国教育的“教愚”功效更加“显著”，却又常常为更多的人所忽视——

中国教育的第三大功效是，将学生与健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有效隔离。现代教育应不应该引导受教育者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答案无疑也是肯定的。但中国学生书包重作业多、起得早睡得晚，睡眠时间不足，活动锻炼太少，举世罕见。由于那一种“学习”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生活方式，由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在中国教育里从来就不曾真正占有位置——口号倒是喊过，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关节硬、肌肉软、动作笨、意志弱，豆芽菜、小胖墩、眼镜架随处可见。近几年，笔者每次参加各种听课、各类监考，总要注意看看一个教室里戴眼镜的有多少，结果遗憾地发现，还没有哪个教室里能让我看到戴眼镜的学生少于三分之一的，很多甚至超过一半，有多少戴隐形眼镜的更是无从知晓。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学生的体质却在下降，中国教育功不可没。

中国教育的第四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现实社会成功隔离。现代教育应该引导学生直面现实还是回避现实？答案无疑也应该是前者。但中国教育却极力要将现实社会隔离在校园与书本之外。校园“封闭式管理”是很多学校招生时常见的的广告语，就是最该向社会开放的大学，就如最高学府北大，也渐渐地要趋向“封闭管理”了。这固然也有安全、秩序方面的考虑，但北大那样的最高学府也如此“封闭”难道仅仅是为了“安全”、“秩序”？过度封闭之后，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怎么面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似乎无人顾及。更何况，在很多寄宿制学校，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学生们出不得校门，看不到电视，上不了网络。而即便是开放了电视和网络的学校，学生们看到的也只是有关方面允许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只能看到经济在“飞速发展”“一日千里”，而看不到环境在不断恶化、资源被浪费枯竭、贫富悬殊远超国际公认警戒线、社会矛盾在对立激化；他们只能看到“公仆”们如何地勤政爱民，而看不到无孔不入的公权力腐败；他们只能看到地震灾民如何“过上了幸福生活”、如何“感恩”“奋进”，却看不到救灾款物被无耻地贪污挪用、连豆腐渣校舍之下死难孩子的名字都不许关注……从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出来后，有几个人能不为校园内外、课堂内外、书本内外的世界差别如此之大而感慨、吃惊乃至茫然无措、无所适从？

中国教育的第五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实历史有效隔离。现代教育是否应该引导学生尽可能直面自己国家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全面、真实的历史？答案无疑也应该是肯定的。但中国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材与文史哲教育要做的是，尽量只让学生学一点割裂的片面的历史，并让学生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与全部。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之下，学生们知道的只是某些主义与理论的正确、某些历史人物的伟大、某些历史的光荣，而不知道真实历史中的曲折、阴暗与丑恶。学生们不知道九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真实历史，也不知道二十年前、十年前的真实历史，加上很多学生已被成功教化成一个脑袋，不会质疑不会辨别，除培养了某些人所需要的“自豪感”，也就再不会去认真全面思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了。在美国学生可以自由探讨诸如“二战时美国应不应该向日本投原子弹”等问题时，中国学生却只能也只许背诵教科书告诉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 意义”。笔者这样年龄的一代人，当年那“背政治”、“背历史” 的“学习”经历，更是一场乏味透顶、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教育的第六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实的外部世界成功隔离。面对丰富多元的外部世界，面对人类先进文明，面对滚滚时代大潮，现代教育是该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广阔眼光、自信气度、包容胸怀，还是封闭学生的视野与心胸？答案无疑也应该是前者。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中国教育要做的是，尽量让学生只了解到某些人准许了解的外部世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学生们知道的只有那政治的“丑陋”、民主的“虚伪”、政党的“恶斗”、人情的“冷漠”，而看不到那种政治体制之下公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之后的廉洁、勤勉、公开、高效，以及普通民众的博爱温情及享受到充分社会保障之后的优雅生活；学生们只知道西方社会对中国充满敌意、时刻存心颠覆，而看不到正是这其中很多人，包括很多国家的政党与政府对我们的友好支持及善意批评帮助；学生们听到的只有“坚决抵制”“筑牢防线”的教诲，而不知道怎么样“放眼世界”、“兼收并蓄”；学生们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最伟大，而不知道同样伟大的哈耶克、哈维尔、索尔仁尼琴……中国教育要学生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用笔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从中学生的“正确”“世界”观说到杨师群案》中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国外比较乱套”，“风景这边独好”（赵本山小品台词）。凡涉美国（更多时候还有日本），必是敌意；凡涉西方，必要警惕——所以要“含泪劝告”地震灾民即使孩子死于豆腐渣校舍且申告无门也“千万别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凡是我们自己，即便是脓包肿块，也定然鲜艳美丽——“纵做鬼，也幸福”。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而如果赞扬一下西方，便有“汉奸”嫌疑；批评一下自己，那很可能就是“反革命”“反华势力”。 “含泪”余秋雨与“鬼词”王兆山，可算是中国教育锻造出的那根牢固的“全面而正确”的脑筋的杰出代表（除去谄媚邀宠因素）！

中国某些人士面对外部世界敏感脆弱，动则抵制，动则排外，动则声讨（看看武汉大学樱花下拍和服照片的母女的遭遇），动则声称自己要代表中国对西方社会表达“中国不高兴”，我们某些人更为本·拉登高喊痛快，为萨达姆助威加油，为金XX惺惺相惜，我们很多人出国之后会为外部世界怎么与我们所知道的反差这么大而吃惊，很多人也缺乏强大、自信、平等、包容的健康心理素质，中国教育同样功不可没。

最近一次为自己的学生而心痛，发生在笔者教学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那篇著名的演讲辞《我有一个梦想》的课堂上。教学时，为拓展学生阅读，我印发了自己在奥巴马当选与上任之时分别写就的两篇文章：《奥巴马当选总统与农民工办暂住证》、《美国人为奥巴马的欢呼，拷问中国人荣辱观》。此两文曾在多个著名网站被编辑推荐至首页，并引发网友大量的热评与转帖。我的学生看了，当然很多也神情凝重。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一直生活在虚幻的自豪感中，意识不到我们国家还存在这么多难堪的问题。”但是，也有个别学生不满道：“老师，你怎么两篇文章都只说美国好，而不说自己的国家好？你是否不够爱国？”——说美国好时必得说自己国家好，或者只能说自己好而不能说美国好，最好只说美国“坏”，否则便不够“爱国”，这不正是XX部门教化出的思维方式？当我问同学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眼下的户口制度的弊端时，好几个学生说，这有什么呀，我们国情不同嘛——要知道我的学生属农村户口或父辈祖辈是农民的超过一半，他们中很多人在小学与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也花过几万几万的捐资择校费，他们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很多人享受不到本来早就该享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多么令人“感动”却令人无法不心酸的“顾全大局”的“国情” 观啊。

另一个学生提的问题则差点雷倒了我。这位可爱的学生替美国白人担心道：“老师，现在黑人奥巴马当总统了，会不会报复美国白人啊？”——但我却笑不出来。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视野所及，见过了太多的社会真实与宫廷影视故事：最高统治者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是可以一言九鼎、随心所欲的，报复一下“历史仇恨”，那是家常便饭。岂止最高领导人？现实中一个县官乡官乃至小小的村官都拥有这种权力。并且，我们的学生还被灌输了过多的历史“耻辱”与“仇恨”，灌输了大量的“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暴力“革命史观”，灌输了太多的“中国不高兴”、抵制XXX、报复XXX的“爱国激情”。然而他们无从知道，更有人不愿他们知道，外部世界的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特别是那最强大的美国，那总统权力是怎么来的，是要受到哪些制约、监督的。他们不知道甘地、马丁· 路德·金、曼德拉的“非暴力”抵抗等和平包容精神的深远影响，也不知道此次美国大选有很多白人投了奥巴马的支持票，更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白人会投一个黑人候选人的票……

中国教育的第七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独立选择能力成功隔离。现代教育该培养学生的独立选择能力还是养成其盲从习惯？答案无疑也该是前者。但由于上面论及的诸多原因，中国学生很多已经只会盲从，而不会也不敢独立选择。不但中考高考志愿需要家长出马填了才放心，就是工作也要靠家长才能找下。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对于子孙后代的福祉，更是被要求必须相信某一部分人为你作的“正确”选择，必须相信某一部分人设计的道路“绝不会”错。你只要埋头苦干、踏实勤干就行，别的就不用你操心，更不用质疑了，有人为你们把握“正确方向”呢。

中国教育的第八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善美成功隔离，并坦然接纳假丑恶，再逐渐学会欣赏、运用假丑恶。

中国高等院校“本科教育评估”的作假现丑、毕业生就业率公然掺水，并明令师生配合造假，几乎尽人皆知，备受诟病。这被网络舆论讥讽为“洲际导弹”（周X 捣蛋）。中国各大学的出卖文凭、老师与学生的论文造假、学校当局向权力与财富低头献媚等等丑恶，也早已成燎原之势。难以想象这样的大学环境会给学生真善美品质的养成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难以想像这样的酱缸里出来的学生还有多少会真心相信真善美。其实岂止大学是这样？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要开始接受假大空的一套：一年级就要加入六七岁小孩根本难以理解其性质与“意义”的XX队，常常被教导要注意“领导来检查”、“外宾来参观”了必须打扫好卫生、“配合好检查”，常常要被教育见到什么人要说什么话，某些地方更有“必须配合好小康社会调查”、“做好家长的廉洁监督”之类的荒唐任务……

我们的学生见惯了父母身份地位不同、城乡户口等级不一给自己或他人的带来的直接影响，见惯了一笔笔从父母口袋掏出为自己买到学习“资格”的“捐资助学费”，见惯了课本上一套、现实中又有一套，见惯了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对权势与财富的低头哈腰，见惯了某些教育官僚与学校当局公然的弄虚作假……很难想象这样的成长环境能对培养学生的坚守真善美、鄙弃假丑恶的品质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我们的一些学生终于学会了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着一套做着一套、作文中一套现实中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会了像湖南的王佳俊一般毫无羞心愧色地把同窗同学的头踩在脚下往上爬，学会了把老师讲课内容向XX部门密报，学会了拿一个假的就业证明换到自己的毕业证书，学会了当众慷慨激昂喊口号背后抿嘴偷着笑，学会了傲视底层傲视贫弱……中国教育功不可没。

固然，中国教育也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文化与自然知识，但是，在更为重要的学习能力之培养、独立个性之塑造、健康品质之培育、人类文明之传承等等方面，它却是：喊着“以人为本”的动听口号，做的却是处心积虑要把你教化成容易并甘愿被某些人掌控的机器；公开倡导的是“素质教育”，心照不宣我行我素的是“应试教育”；公开宣扬的是“与国际接轨”，愈演愈烈的是除了各种收费远远超出国际之“轨”，实际上在与国际先进文明潮流背道而驰……

固然，中国教育教出来的学生也仍有很多人个性本色还在、良知犹存，这要得益于时代的开放、信息技术的极大进步——按大律师张思之老先生的说法，“网络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民的最好礼物”，“互联网万岁”。时下的中国，再也没有谁有能力像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那样，把全民成功教化成听由一个脑袋指挥，到处赞颂、山呼 “万岁”（笔者当年所读的小学第一册的第一课，就是一幅画像，下面是一行黑体大字 “毛主席万岁”），即便饿殍遍地、一片混乱，也要高唱“幸福天堂”、“形势大好”了。中国教育曾经在那样的时代取得过那样“辉煌的业绩”——当然这也不止是中国教育的功劳，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同时也要多亏了一些仍然坚守教育者良知与理性的老师与学校领导的努力。著名者，有倡导“教育应培养学生的精神底子”的北大的钱理群，反对“伪圣化”、倡导并践行真实、自由、个性等“新语文教育”理念的清华附中的韩军，公开宣示“不跪着教书”的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笔名“吴非”）等等名师名家，默默耕耘并坚守着的当更有无数。固然，中国教育也在不断改革，很多教育界同仁也在努力打破身上的枷锁，力图创新走出新路，但严酷的升学率紧箍咒与思想紧箍咒之下，很多时候只能做做“技术改良”，而难以有根本性的“理念突破”、“特立独行”，很多时候只能戴着镣铐费劲跳出一些“优美的舞姿”，却难以有挣脱思想钳制、摆脱手铐脚镣的条件与勇气，很多时候只有“小聪明”，缺乏“大智慧”。

闵良臣先生在《拿什么证明我们坚持过真理》文中提出：“教育，只有教育，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真理，一个社会才会把坚持真理看作理所当然。”固然有道理，但是如果中国的教育不做根本改革，这种教育也只能是又一个愚弄人的手段。

很难想象，中国的高考中考以分数论英雄的体制不改，中国的教育改革能走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新路。而这一切问题，又绝不是考试制度的改革本身所能解决的。简单点说罢，中国的高考中考招生能否抛弃以分数论英雄，学习借鉴教育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那种包括学生品德操行、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社会实践等等内容的综合考核录取的方式？能否学习他们的各大学有权独立招生的形式？以目前的公权力腐败无孔不入、大学向权力与财富竞相献媚、学校当局几成权力附庸、大学已成各种丑恶混杂的酱缸的不堪情势，这样单方面的改革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当一目了然。中国教育落后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投入严重不足，人均教育经费不及非洲的战乱国家乌干达，有限的经费还被人为的极不合理的集中在几个“重点学校”，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与教育的极端不平等。但在目前公权力几乎完全黑箱操作，公车、公游、公吃每年浪费上万亿，民众根本无法有效监督制约的情势下，何来有效手段要求大量增加教育投入、实现教育公平？中国教育还受着某些人以漂亮动听口号为掩盖、实则为了自己垄断特权利益不被损害而进行的严密掌控，不打破这种掌控，又如何真正施行“人的教育”？所以，中国教育“教愚”人，从根本上讲，是当前这个中国特色的体制创造出的“伟大功绩”。

这也是我，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这么热心热衷于写时政类博客的主要原因。很多同事朋友，包括一些网友，还有我的家人也一样，常常问我，你一个中学教师，为什么那么热衷写时政评论？把这番精力放在写写教育教学论文上，参加什么评比拿个什么奖，还能为自己也为学校争点光，也能从学校拿到几百块奖金。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那必要的政治体制变革为条件，中国教育就作不了真正有意义的改革，那 “教愚”人的本质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子孙后代，仍然还得继续承受这种教育的“折腾”，那么，我就是写再多的教育教学论文，都没什么真正的意义——很多同行的很多颇有见地的教育教学论文得了奖后，也就马上被束之高阁了。我没有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般的勇气与能力去弃“教”从文，也就只有在业余时间在网络上跟在名博名家后面摇摇旗呐个喊罢。当然，如果能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放手实行真正的人的教育，那么，我愿意去尽一点绵薄之力，而只拿最低的工资！

最后说明，本文所指的中国教育，专指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林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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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通过急剧扩张和引入竞争原理，中国大学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由于要与世界竞争，大学需要千方百计完善自己的环境。不过，高等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存在呢？现在到了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资源向名牌大学集中
【日本《朝日新闻》5月4/11/18日连载文章】题：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作者 石川知也)
“我们学校比哈佛的设施还要好。”
从北京乘坐高速铁路仅需30分钟就到达了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在生命科学实验楼里，胡俊杰教授指着刚刚引进的价值25万美元的细胞分析机和离心机等先进设备自豪地向我们介绍。
这栋2007年建成的5层教学楼现在主要是像胡教授这样在美国待过8年的“海归”教授们的研究室。据说很多人都享受了破格待遇。
充裕的研究预算和建设经费都是在“重点化”之名下获得的。南开大学就是一所能够从国家和地方获得大笔经费的“重点大学”。
国家从1996年开始执行一项计划，目标是将全国100所重点大学建设为公认的国际一流大学。这项所谓的“211工程”第一期计划的投入资金就达186亿元人民币，是历来最大的一笔教育投资。
被选中的大学仅为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占有的设备总价值、图书馆藏书和科研经费却分别占到了全部的54%、31%和72%。从1999年起，经过进一步的精简，又一项所谓“985工程”的重点大学援助计划开始了。
有了资金就可以把流失海外的人才吸引回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聘任了一名已经取得澳大利亚国籍的华人教授，去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的3篇论文被刊登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重点大学在今天的中国就是一种品牌。”在清华大学上学的陈崎如是说。据说在应聘过程中只要是重点大学的学生甚至不用面试就能够被录取。
品牌价值不仅对于学生，而且对于大学经营来说也很重要。只要被“211”、“985”工程选中，就更容易从外部获得资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刘宝存断言，在中国，大学越有名就越容易筹到钱。
北师大虽然是中央政府直属的公立大学，但一半资金都是来自外部。自从1996年被选入“211工程”后得到的2 .5亿人民币中有3成都是大学自己筹到的。
从教育部的统计也可以看出。这种比率在重点大学中很普遍。不少学校都通过经营教育事业、创办企业赚取了高额利润。刘教授说，尽管政府的支持可谓丰厚，但重点化政策的一个实际结果就是产生了“竞争”。
北京和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和其它地区之间在教育经费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学生增加了但预算并没有跟上，有些省份的人均经费只有10年前的一半。一些批评观点认为，“原本竞争力强的大学在一开始就占据了有利位置，重点化政策使得学校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一些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还是认为，平均分配资金的方式会导致所有大学都不能得到发展。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王蓉所长认为，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竞争是高等教育重生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大学尝试企业化经营
脱离了国家强力统治的中国大学开始积极地运用资金。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洗礼。
位于北京市城区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最惹眼的就是一栋16层高的建筑物。这是该校经营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京师大厦”。
在大学数量激增和争相吸引资金的背景下，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成为了中国的人学维持稳定经营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诞生了大学自己创办企业这种独特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校办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群就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
在清华大学的科技园区内，进驻了数十家该校出资建立的校办企业。其中大多数是以该校的科研成果与外资相结合的高科技企来，比如清华紫光公司已经成长为了能够代表中国的企业。这一带也被称为是“中国的硅谷”。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1年时校办企业的总销售额不足20亿元人民币，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970亿。这背后也有政府减免税收等支持措施的功劳。
备受其他大学注目并引以为参考的清华大学还有别的盈利模式。该校面对社会人员推出的“继续教育”也创造了年均数亿元的利润。对象包括企业经营者、公务员、技术人员等等。
大学办企业也不是只有成功的例子。
据中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张晋峰副会长介绍，中国全国的大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据说有些公立大学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张副会长指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校办企业经营责权不清以及粗放型的经营模式。
政府近来已经开始要求大学与校办企业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对于巨额的债务，一些乐观的意见认为“最终还是会由国家来埋单”。但是大学需要多元的资金来源这一点还是没有变化的。
不公平结构需要改善
通过急剧扩张和引入竞争原理，中国大学发生了巨变。不过，由于“市场”未能公平运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西门附近耸立着两座高出周边建筑一大截的高楼。这是该校去年为学校职工建造的公寓。100平米的房屋平均售价50万元。140平米的房屋售价为70万元。由于仅相当于市场价的四分之一，楼房很快售罄。
“价格超低”的原因是建造楼房使用的是大学用地，学校只支付基本建设费用。该校属于政府集中分配预算的“重点大学”，在获得外部资金方面也比较有优势。这项“殊荣”让教师获得高福利成为了可能。
“211工程”、“985工程”等国家推行的重点化政策加大了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这反映在了教师的补贴上面。“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室里甚至还有浴室，”发出慨叹的是市属的北京联合大学一位50多岁的男性教授。他大学时代的同学目前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北京大学当教授，年收入达到12万元，是自己的2倍多。
差距不仅体现在教师的待遇上，还体现在教育经费这个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上。
市政府对这位教授所在学院的拨款是平均每个学生7000元，与中央直属大学1.6万-1.8万元的拨款相比差距一目了然。
尽管如此，北京市的教育预算仍然高于内陆地区的大学。从各地区教育经费来看，最大差距达到了8倍之多。
与重点大学获得竞争资金不同，地方普通大学对学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介绍，学费占大学总收入的比例，中央政府所属大学为19%，地方政府所属大学为40%(2004年数据)，有的大学甚至达到了80%。
中国公立大学从1997年开始全面向学生征收学费。从城市平均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学费的上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王所长认为：“学生数量激增是因为学校筹集资金的手段过于单一。”
虽说大学已经实现了大众化，但在入学体制方面，过去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在中国，政府通过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和划分大学等级对考生进行分配。中国目前还有一种制度对考生按照地区进行限制，同样的考分，地方的考生只能进二流大学，而北京的考生却可以进入当地名牌大学。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表示：“中国需要改善不公平的结构，但要在短期内取得成果只能引入竞争原理。在此之前过于缺乏竞争。”他同时还说：“由于要与世界竞争，大学需要千方百计完善自己的环境。不过，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存在的呢?现在到了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教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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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加以重视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

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在海外，受中国惊人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教育资源迅速向少数人集中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主义。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的。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数。名目繁多的学术的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

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政治人物给政策，商业人士借此圈地发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

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就是说，大学拿着从社会的钱财来搞大跃进，但负面的恶果还是要转嫁给社会。社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的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大学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但却把这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并不错，但就是转化不了有用的技术。一种产品在中国加工和在德国或者日本加工，其附加值相差万里。

大学、政府和社会走上恶性循环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的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拿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也在搞教育的产业化。）

今年在重庆等地一些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对大学培养无用之才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比很多大学生更有用。

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化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实在是悲剧。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来自政府财政，二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很多的大学都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

中国教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