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律师 包向宇 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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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减持双汇发展,让税务部门处于被动。

昨日（8月18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河南省漯河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一位负责人证实,对高盛减持双汇发展应否补缴税款的调查“已经起步”,不过,“这牵涉到涉外税收,最终的认定可能要上报国家税务总局拍板。”

高盛媒体负责人Angela则表示,国税部门至今没有与高盛就此事进行接触,“除此之外的传言,高盛不予置评。”

国税局:正进行前期调查

昨日有传言称,高盛减持双汇发展的相关税收征管事宜正处于筹划阶段,征收的依据主要是高盛间接转让了双汇发展股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此联系上双汇发展的直管税务局——漯河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该分局一位负责人坦言,这下比较被动。他表示,“这项工作暂时还未展开,我们发现可能存在问题,但并没有定性,目前税务机关正在做前期的工作。”

“我们主要关注高盛减持双汇发展的交易,”他透露,最早关注到高盛减持双汇发展的交易,“是在前期双汇发展停牌的时候。那时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感觉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

漯河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相关人士坦言,对于高盛减持双汇发展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双汇发展的相关公告与报道信息,“高盛通过境外转让股份,当时很难及时知晓。后来,税务机关从各方面了解到信息,就开始逐步核实。”

高盛:尚未与国税局接触

按上述分局负责人的说法,税务部门最早关注此事是在今年3月,当时,双汇发展正陷于一场信披违规、巨额关联以及基金“投票门”的泥潭中。

记者调查发现,高盛曾在2007年大幅减持其间接持有的双汇发展股份,但直到2009年12月14日,双汇发展才以澄清公告的形式公布了此事,在2007年、2008年年报中并未详细说明。迟到两年的信息披露,让双汇发展戴上了“涉嫌瞒报”的帽子。

根据“澄清公告”,截至2009年11月5日,三次减持后,高盛间接持有双汇发展的股份从最初的30.97%,大幅降低到7.71%。

昨日有报道指出,高盛的避税结构较为复杂,且多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专门设计。漯河市初步匡算出了4.2亿元的纳税金额,但在沟通过程中,高盛方面表示没有法律依据,漯河不得不请省局派人“救急”。

上述官员否认了该消息,“现在还没有跟高盛正面接触。高盛表示异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还指出,4亿元税款只是相关方面的一个推算。

高盛媒体负责人Angela同样表示,国税部门至今没有与高盛就此事进行接触,“除此之外的传言,高盛不予置评。”

是否要补缴 或需总局拍板

有消息称,此事由河南省国税局主导,漯河市国税局配合行动,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已知晓此事。

对此,漯河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上述负责人表示,并不知悉这说法来源于何处。

记者问及谁最先有补征高盛税款的想法,他以 “属于内部工作问题”为由,婉拒了回答。

至于有没有专门的工作组,他表示“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他还指出,最终谁来具体负责,要看河南省国税局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安排。

至于高盛该不该向税务机关申报和补缴税款,“这个恐怕还得国家税务总局这个层面最终拍板。”上述分局负责人说。

谈到高盛减持双汇发展的所谓“避税结构”问题,他称,这牵涉税务上的避税问题,“既有合理的 （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避税相当于偷税,如果利用政策性漏洞或走擦边球,则不好说。这还牵涉到国际税法,不可预见的事情太多,调查的具体时间表也不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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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Martin Hutchinson为路透热点透视专栏撰稿人，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路透华盛顿7月27日电—纽约扬基棒球队老板乔治・史坦布纳不久前去世了，享年80岁。没人对死因提出质疑。

不过考虑到美国遗产税最高税率很可能将于2011年1月1日从目前的零增加到55%，对于一位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来说，亲人的死亡时间实在关乎重大。

以冷冰冰的数字看待血肉之躯的死亡，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但那些历经商场风雨的大佬们可能并不会反对这样做。在把大笔财富传给後代时，即使是最最富有的美国人也会尝试避开税收官的至少部分目光。他们大多数人肯定不会忽视这种可能性：仅仅一天的死亡时间差异，就能决定他们是否可为後代节省下数亿美元的财产。

据《福布斯》杂志，2009年底的时候，美国共有98位70-79岁的亿万富翁，64位80岁以上的亿万富翁。根据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死亡风险计算器”，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上述70-79岁的富翁中，将有三、四人会在2010年去世，80岁以上的富翁中会有六、七人在2010年去世。

当然，这种算法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这群人。大多数亿万富翁是男性，在这些年龄层中男性的死亡率要比平均值高。不过另一方面，富翁们接受的医疗护理水平也应该高于平均水准。

不管怎样，如果“死亡风险计算器”的测算结果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不小差异，那可能会揭示出美国高龄富翁们今年的死亡率高得出奇。

根据测算，2010年在美国，九名或更多70-79岁亿万富翁死亡的概率不及1%，14名或更多80岁以上亿万富翁死亡的概率也与此差不多。如果到年底时人们发现，这些富翁死亡数字超过上述水平，那就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某些在纯自然范畴之外的因素–不管是否属于自愿–发挥了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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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炜光说财税》

李炜光教授的新著《李炜光说财税》最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在财政学、税学，尤其是在财政史，税法学方面，李炜光教授均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李炜光教授也是真正的专家里手。

李炜光教授新书的出版，适逢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去年，我们的共和国刚好庆祝过了自己的60华诞；1978年启动的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也大致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不管如何评价前30年中国计划经济的试验以及后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问题，但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未来30年中国将如何走？30年后的中国将是个什么样子？

1978年以来，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内部的逐渐生成。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快速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商业、贸易、法律、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规则和惯例，也逐渐被引入到了中国。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反过来引致了中国社会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的迅速市场化，为中国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原动力。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稳居世界前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毋庸置疑的。然而，也毋庸讳言，在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正在中国社会内部不断积聚。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整体在2008年下半年来陷入了1929至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直接造成了中国外贸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了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经济增速下滑。随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结构和政府发展战略的调整时期。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使得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中国社会内部所积累并被暂时遮蔽起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更加鲜明地暴露出来。其中，政府的财政预算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变成了一个核心和焦点问题。

单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的关系来看，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已经连续15年超高速增长，几乎每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是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年增速。这些年政府财税收入迅猛增长的一个直接经济后果是，从各种口径来计算，到2008年，用人均来计算的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包括所谓的“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已经接近每个中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2009年以来，就在政府推出所谓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同时，又发生了较为普遍的“国进民退”现象。近些年来，国有部门凭借在资源占有上的优势以及价格垄断，在占取垄断租金的优越地位上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增长，而同时民营部门在中国经济体内部的比重却相对萎缩。

随着政府掌控的国民收入份额迅速增长以及国有部门的自我强势增长，同时，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一个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正在当代中国内部逐步成型，并在不断自我强化。这种模式似乎可以被称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经济体制模式”。在这个正在成型的中国模式中，从形式看，我们有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推动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从实质来看，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管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中不断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和资源进行层层寻租。这种处在各级政府行政科层中的官员和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一方面构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有一定的经济效率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断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并继续累积一系列问题。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增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又屡治不果，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的消费占国民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等等，都是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成型和强化的一些自然和必然结果。

在这一常常不为人们所察觉的基本社会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中，我们拥有13亿多人口且拥有30多万亿元年GDP总量的大国，正像一艘巨轮驶入了一片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到过的陌生海域。中国这艘巨轮目前正在驶向何方？可能今天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在这艘巨轮的航速渐慢乃至最后停滞下来之前，好像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来超前思考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在一个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有所谓8%以上的GDP年增速，任何谈论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进一步的改革问题，在许多人眼中仍感到这是“杞人忧天”。

在这方面，现在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在20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整体进入衰退、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滑、企业面临困难的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在2009年全年逐月攀高。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渐渐走向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口，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一种政府统御和支配市场的经济社会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渐成型，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们——却似乎对之浑然不觉，甚至还在那里乐观地大谈什么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社会的这种现状，迫使人们去认识和反思我们当下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实质，去认识和把握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良序运作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条件。只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也只有在东西方社会以及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比较中对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良序运作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条件有基本的理解，我们才能超前地把握和认识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才能避免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再走弯路。

探寻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之路，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自晚清以降，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实际上已成为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长期追寻的一个梦想，亦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经历了晚清君主立宪、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政，以及近30年整个社会努力构建一种“计划经济”的实验和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构建一个具有民主、法治、公正、和谐且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长期繁荣的良序社会，虽然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但目前看来仍然是当前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遥远的梦想。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今天看来仍亟待探讨：一个良序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制条件是什么？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宪政民主政制是否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良序运作必要条件？当今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何方？应该走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演变发展的历史经验已似乎阶段性地给出了一些明确答案，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曾在第五条明确地把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已经明确把构建民主政治确定为中国执政党长期发展目标。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宏伟社会目标将如何实现？未来民主政制的建设又将从如何处启动？从哪里开始？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王朝更替，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在21世纪建立一个能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康乐幸福，社会公正和谐的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社会制度架构？

面对这些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李炜光教授从21世纪初就独具慧眼地认识到，现代民主政制问题，说到底是个预算民主问题，即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财富不被政府任意占取以及自己缴纳的税金能被政府确当地使用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国，李炜光教授是较早地从税的本质认识来理解政府性质、职能和作用以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实质和运作原理的学者。正如他本书 “写给中国的纳税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公权力’的制约。政府拥有权力、资源，但这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且这些权力也只是它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条件，即在人民授权的范围之内行使。政府征税，不是为了供养和伺奉权力，不是为了养活自己，更不能为所欲为。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和政府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

根据对税的本质以及对政府职能和性质的这种理解，李炜光教授还更深刻的指出，“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基础上的。国家征税，就意味着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既然产权是确定的，在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之前，就必须取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承认国家征税的‘纳税人事先同意’原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能够制约政府征税这个权力之手的制度，宪政民主对政府的限制首先就体现在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限制上”。

只有正确地认识到了税的本质，才能理解一个现代国家运作的基本原理，才能理解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础构架。也正是基于对税的本质、纳税人权利和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的上述深刻到位的理解，李炜光教授曾在本书中呼吁要在中国建构一门“税理学”。应该说，他这本文集形式的专著，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他所说的“税理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这里，我觉有一点需要要补充的是，“税理学”，应该不是财政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税法学的一个门类，而应该是解释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良序运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对一个法治社会或宪政民主政制架构进行理论说明的“解释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李炜光教授这些年所做的“税理学” 理论探究的努力，视作为未来中国法治国建设所做的一些理论准备。历史会记得李炜光的工作和努力。这本著作也将会载入未来的中国思想史。

愿这部著作所包含的思想和理论见解，能广泛地在中国的知识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公务员中得以传播，以增益于人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机理、当下社会制度安排及未来走向的认识和理解。只有大多数人对现代良序市场经济基本运作原理和必要的制度条件，逐渐达成“重叠共识”，我们才能期望中国的民主政制和法治国的建设能真正起步。

最后要指出的是，既然未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基本问题——或言“轴心问题”——是政府职能本身的转变——或言是政制体制改革和政治转型，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则是政府的财政体制和财政预算问题，那么，要实现未来中国政制的转型，看来要把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中国当下社会经济体制安排的现实问题和已经出现且不断积累的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使我们越来越坚定的相信，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可能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开始，亦从构建公开、透明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着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考虑修改我们的预算法以及宪法中有关政府征税权的条款，明确把政府征税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以或纳税人的代表批准，这类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条款写进预算法和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可期望，构建税收（宪）法定的预算民主制度，以及政府财税收入的具体征收和用途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代议制机构审定批准的政治安排，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新政治体制建设的一个逻辑起点。■

韦森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炜光说财税》河北大学出版社二0一0年六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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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徐永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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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存盲区,由此造成的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贫富差距。

5月10日,《经济参考报》“深度”版刊登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一组调研报道引发了社会巨大反响。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

许多富人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

这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人员擅自闯入。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杠杆,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辽宁、安徽、湖南等地采访时发现,这一杠杆在调节高收入群体前却有些“失灵”,高收入群体税收“管不住”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面临的普遍难题。

记者在湖南采访时获悉当地一起令人震惊的富人逃税案。在湖南某地有一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由于企业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人员擅自闯入。

如此一家戒备森严、备受保护的企业,却不断被举报有严重的偷漏税行为。为此,当地国税部门在缜密的前期调查后,联合公安部门对企业进行了一场突击检查。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保护下,税务稽查人员迅速进入企业,封存了财务电脑,结果发现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售额为1900余万元,而实际销售收入高达2个亿。更令人意外的是,企业内部还专门设有一间金库,堆放着成箱的现金,用于日常交易,以躲避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账户监控。

“1900万元与2个亿,相差10多倍,这中间的税收流失十分惊人。如果没有突击检查,这部分钱就直接进了企业主的腰包。”参与此次稽查的湖南省一位税务干部由此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的富人不是照章纳税发展起来的,很多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

这家槟榔企业的逃税经历典型反映了目前税收杠杆的“调高”无力。不少基层税务干部表示,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监管困难,使得许多高收入群体没有按章纳税,产生了很多暴发户。一些企业一年利润几千万元,但纳税只有一点点。很多开矿的千万亿万富翁税收也少得可怜。此次如果无人举报,这家槟榔企业同样难以监管,巨额税收就化为个人财富。

湖南耒阳市是有名的煤矿产区,煤老板众多且十分富有。基层税务干部也表达了同样的无奈。当地国税局副局长罗利翀表示,现在地方的大老板很多,可是由于无法准确掌握这些人的资产状况,因此税收也很难落实。

按照规定,耒阳市一个煤矿企业正常不仅要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企业主还要交个人所得税。但是现在由于企业通过做假账虚报销售额和不开发票等手段,逃避税收监管,使得一部分人没有按章纳税。为此,去年耒阳市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项治理,结果一下挤出9000万元的税收增幅。“如果没有进行专项整治,这9000万元就装进了煤老板个人的腰包。”罗利翀说。

除了通过虚报收入、不开发票等虚假手段逃税,一些纳税人还利用现有的税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税。辽宁省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朱江天介绍,现在很多企业老板采用各种手段偷逃税款,增加个人财富,而税务部门由于征管手段跟不上,很难查处。如,目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通常是按照其获得企业利润的20%进行征税。但很多老板为了避税,尽管企业利润已经很多了,但却长期不进行分配,个人的购车、购房、吃喝等开支都从企业出账。这样,尽管个人工资收入很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高收入群体。对此,税务部门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十分无奈。

一些纳税人还通过多头“收入”来逃避税收。辽宁省本溪地税部门就曾查处一起个案,当事人共有七处收入,每处都低于2000元纳税起征点,这样尽管每月拿着万元以上的收入,却不交税。

对一些小餐馆收税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

不少税务干部承认,为了完成税收目标,他们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该收的不该收的都想方设法收上来,“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几年税收征管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于与小户的税收征管矛盾。“事实上,我们也觉得不合理。”基层税务干部无奈地表示。

该收的收不上,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年年增长。为此,税务部门就只好对不该收的税“挖地三尺”。这就造成税收对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现收“过头税”的情况。

据介绍,目前税收征管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扼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国税增值税中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已由过去2000元调整到现在5000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5000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

湖南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周方平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为5000元算,达到5000元销售额就要征3%的税,即150元,这150元是不管企业是否挣钱都一定要交的。可实际上,即使企业

利润高达20%,5000元的销售额也就1000元利润,除去房租、水电可能所剩无几甚至亏本。因此,对小企业而言,这种税收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再以营业税为例,名义上是按税率征收,但因为很多企业通过不开发票来逃税,所以,税务部门通常对餐饮、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改行定额征收,根据预定的“税收增收目标”确定纳税定额以及逐年递增的比例,以此实现营业税收入的超常规增长。这种征管方法扭曲了营业税,使之变异为“人头税”或“户头税”。因此就出现了对一些小饭店和小餐馆收税时,不管实际经营状况,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的情况,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征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业主的负担。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逆调节”亟待扭转

很多受访者表示,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这无疑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愈穷,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

有税务干部表示,目前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是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群体。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和个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的漏洞,进行避税逃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对解决地方就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护,也影响了税收征管。这就造成原本国家该拿的拿不到,个人应缴的却不用缴,国家与个人口袋分配失衡,税收调高的杠杆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副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和扭转。现在往往是越基层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税收征管越加剧贫富、地区的差异。突出表现为,税收征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正是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资增长的能力。

周天勇说,他曾专门对国内外千人拥有企业数进行比较发现,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因为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 D 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

根据其计算结果,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平均为50多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20余家,而中国只有12家。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

“不合理的税赋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小企业员工与国有大企业、三资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得到扭转。”周天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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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路透中文网

(本文节选自最新出版的《国际经济评论》提供,作者余永定)

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一些非专业人士则喜欢诉诸民族主义情结、诉诸“阴谋论”，既然美国人压我们减少贸易顺差、压我们升值，我们就一定不能升值。否则，我们就是向美国人的压力低头了、就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了。美国政治家和某些经济学家的颐指气使确实令人生厌，但是，也应该看到，用民族主义情结（我对此并无异议）代替经济学的冷静思考恰恰是落入“陷阱”的快车道。在许多文章中，我都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chief staff）、时任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的菲利浦斯 斯维格尔（Phillips Swagel）的证言：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麽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只付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

“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麽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以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一个没有天真到相信真与善的人（a cynic）可能会希望：压中国升值这种做法不是对不明智政治压力的回应，而是一种狡猾的图谋（devious attempt）。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使美国的好日子得以延续下去。”

就在斯维格尔先生发表上述坦言之後不久，他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再後，他在AEI网站上的上述谈话也被删除。

中国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应该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应因美国的反对或不反对而改变。我们既没有必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也不应该采取两个“凡是……就”的态度。不管美国人说什麽，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利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努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但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 自2002年4月开始到2009年年底，按美元指数（一篮子货币）衡量，美元已经贬值了41%。尽管今後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其次，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在正常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为 2%~3%。即便美国正常时期的通货膨胀就足以自动抹掉中国外储的利息收入并进而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本金，更遑论经济一旦恢复正常，危机期间大量增发的货币回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失去控制。许多人认为美联储会及时实行退出政策。在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是，在实践中谁能保证美联储的退出一定能够成功呢？

到目前为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逃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并非完全是周期性的，并不会随经济增长的恢复而自动改善。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馀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84%。 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56万亿美元，国债馀额可能超过14万亿美元。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1.27万亿美元。美国国债馀额GDP占比在2015年可能达到100%。 奥巴马政府声称 2013年美国财政赤字GDP占比将降到4%。但是，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计算，这一比例不会低于3.6%。从2010年到2019年美国将增加9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平均每年1万亿美元，平均年财政赤字GDP占比为5%。 美国政府对财政状况的估计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将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乐观预测之上的。

当前，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国际金融市场也对美国财政、金融稳定忧心忡忡。奥巴马不得不许诺在2011年以後尽可能压缩财政赤字。但是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能够真正退出，没有人能够给予肯定的回答。美国财政状况的长期前景更是令人担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认为，由于人口等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保/医助开支的增长速度将高于GDP增长速度，美国20世纪90年代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2%。在未来美国不可能通过增长解决其财政问题。美国GAO预测，在2040年美国国债GDP占比将会翻一番。美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社保、医保医助和国债支付等硬性开支，在2020年将用掉政府开支的80%。 按GAO的估计，如果考虑社保、医保/医助基金的未来资金缺口，美国的总债务，即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在2007年高达52.7万亿美元，美国全职工人的债务负担高达17.5万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3万美元。美国政府必须靠借债度日。由于储蓄不足，再加上财政赤字庞大，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外国投资者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储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

抛开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损失不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吗？随着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的意愿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美国首先要摆脱的可能就是外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完全赖账（repudiation）的记录，但违约（改变偿付条件）却有先例。例如，1933年在美元贬值41%的同时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the gold clause）。美国国债购买者不再能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1971年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是一种违约。 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完)

–整理 毕晓雯; 审校 曾祥进

经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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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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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李岩】据国外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府新近提出对资源公司利润征收40%的新税收政策，旨在借助受中国需求推动的矿业繁荣来增加政府收入。“这一政策如果实施，将对当前的铁矿石价格形成进一步支持，矿石谈判恐更加困难。”5月4日，中国联合商务网首席分析师马忠普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5月2日，澳大利亚财长斯万（Wayne Swan）公布了该国税收系统改革方案，从2012年7月1日起，包括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在内的资源企业须将其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所获利润的40%缴为税收；加上企业税、提炼成本及资本投资回收等，资源类企业的法定税率总计约为58%。

澳大利亚目前依据产量对矿业公司征税，各州征收的特许税税率在2%-10%之间。这项被称为“资源超额利润税”的新税旨在使澳大利亚更多行业能够分享矿业繁荣所产生的收入。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澳大利亚矿山企业强烈不满。部分矿企代表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纷纷表示此举将对澳大利亚资源行业造成伤害。5月3日，澳大利亚资源企业股价整体下挫。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则表示，矿产资源属于所有澳洲人，因此矿产资源所带来的“超级利润”应该被用于建设澳大利亚经济。他指出，澳政府认为必和必拓、力拓等企业的利润快速增长，但上交给各州政府的特许开采税却增加缓慢，证明这些企业的绝大部分利润已经流向海外，因此澳政府有必要加税。

对此，马忠普表示，从政府角度来看，澳政府此举无可厚非，并且实施的可能性也很大。不过，他表示，该项政策如果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亚矿商的竞争力，将对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一大利好。

2010年1-3月我国铁矿石进口1.55亿吨，印度已经超过巴西成为我国第二大铁矿石进口国，1-3月份进口印度块矿在400万吨左右。

马忠普提醒，澳政府的提高资源行业税收的举动很可能为巴西政府提供参考，未来其他铁矿石出口国可能都将仿效。■

税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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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上周，一家发展慈善机构的新闻办公室找到我，希望我对“罗宾汉税”(Robin Hood tax)表示一下支持。该税的理念——“将银行的危机变成整个世界的机遇”——是“对银行家征收极少的税款，每年就能筹集到数千亿英镑”，用以“应对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唔，我是罗宾汉的狂热粉丝，对银行家没什么好感，也愿意解决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但这个主意可打动不了我。

罗宾汉税得到了众多慈善机构的支持，英国演员比尔•奈伊(Bill Nighy)还在一场成功的宣传活动中担任主角。这都是好事。但让我相当错愕的是，至于这种税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宣传活动则漠不关心。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罗宾汉税网站上的声明：“对造成了目前这种困境的……银行家征收极少的税额”。首先，该税征收的对象并非银行家，而是金融交易。此外，税额未必极少，因为一些有价值的金融交易账面价值相当高，而实际价值却小得多。例如，我去购买一份车险，如果我将别人撞成了永久性残废，就会引发100万英镑的赔付。我的保险公司会希望对这份价值百万英镑的风险进行再保险。这是绝对明智的，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非投机******易。但根据0.05%的“极小”税率，100万英镑的账面价值就要交纳500英镑的税款。很难想象，这样一笔税款不会影响到我的保费。

罗宾汉税按计划能筹集数千亿英镑，而这笔钱最终不会由“银行家”来支付，而是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分摊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罗宾汉本人似乎毫不关心自己的箭将射向何处，或者至少是不愿意给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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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税能减少破坏性活动，就像对二氧化碳排放或交通堵塞征税一样，那么它肯定有吸引力。但可能吗？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曾建议对金融交易征税，也都相信能以此降低金融波动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效果根本谈不上显著——你会发现，这种税反而可能鼓励规模更大、更不合规范的金融交易。打个比方：如果每次使用取款机都要缴纳一笔手续费，我会减少使用次数，每次提更多的钱，这样，我钱包里现金数额的波动会更大。要记住，最容易出现泡沫的资产市场是住宅市场，而购房交易额巨大，交易时间也相当长。

目前没有多少证据显示，对交易收费能减少波动性。现有的证据利弊参半——但多半不利于罗宾汉税。在法国股市，“最小价格变动量”越大，价差就越高，相当于征收了一笔税：而他们会使波动性有所增加。上世纪80年代瑞典对股票征收交易税，导致股价和成交量双双下降，但波动性毫无改观。

银行的确让我们失望，但解决办法是对银行进行改革，而不是对金融交易征税。（本地公共汽车公司有时也让我失望；但我从未把这当成征收公共汽车税的理由。）我谨建议将下面几项措施结合起来：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加强监督，改进银行破产程序，并为纳税人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担保收费。在我的政策改革清单上，金融交易税进不了前十名。实际上，它压根儿就不在清单之上，只能算个助兴节目。

我没有忘记罗宾汉税要为极贫困人口募资这一终极目标。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我都会继续支持这项事业。但罗宾汉运动的发起人让我不太放心把自己的钱托付给他们。光有钱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关心什么办法有效。他们关心吗？

蒂姆•哈福德的新书为《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由利特尔-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陈云飞

税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