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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减轻偷税刑事责任

200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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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由公布之日起实行。中国《刑法》的修订,也在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再一味强调重刑。首次出现刑事处罚由重改轻的情况,对逃税罪规定了有条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以经济处罚为主,以刑事处罚为辅。

原法条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有:

一、偷税手段的描述简化,混淆仍在。 “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简化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原条文所述的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中”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的书面表现就是“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少列收入”,从立法技术上来说,立法者从正面列举则陷入挂一漏万的困境,带来很大的混淆。但新法中强调了“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这些手段本身就包含了主观故意,因为欺骗、隐瞒本身就是有心理准备和对自己行为结果的一定程度的认知而积极采取的行动。但结果仍然落在“逃避缴纳税款”,“逃避”本身也包含主观故意。而且逃避纳税税款与少缴税款的客观表现是一样的,不缴税款也可以描述为全额少缴或者已缴税款为零。但纳税人应该如何证明少缴税款不是偷税呢?这不是一个1+1=?的问题,但立法者仍然把它简化成这样的问题进行处理。

二、罪名不沿用“偷税”不准确。税款是未足额缴纳,没必要用“偷”一字,偷只不过简单易懂,但偷税和偷钱包、偷电等犯罪手段、心理预期截然不同,虽然犯罪结果都是造成有关主体的经济损失,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现有偷税案例中,纳税人的无知和税法的不可造成造成少缴税款的情况大量存在。

三、取消了“偷税”的数额标准,改为比例标准。不再对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定罪量刑标准和罚金标准作具体数额规定。《刑法》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取消了修改前《刑法》分别规定的“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和“十万元以上”的具体数额标准。


四、确立偷税罪的前提并没有改善。
把一种行为确定为犯罪的前提是有良法可依。严厉惩处偷税行为的前提是国家有完备的税法,并有简单易行的纳税手续和程序相配套,还要有快捷的退税程序做保障,才能保证纳税人缴纳税款义务的积极履行。但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哪一个条件都不具备,国家没有税收基本法,也没有税收法律体系,而且税收文件之间相互冲突、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相互抵触的情况大量存在。《宪法》中对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只字未提,退税比领保险金还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加大惩罚力度,有些不符合实际,而且仍会增加纳税人对纳税的恐慌。

五、给纳税人免予刑事处罚创造了机会。相对于原法,刑事处罚的力度弱化了,对于初犯的纳税人来说,增加了一次免予刑事处罚的机会。但是“追缴通知”是什么样的法律文书并没有明确,但这不需要在法律中明确,总局会在执法文书增加一项,从作用来看,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起到了追缴通知的作用。

总之,这个《修正案》只能说是一个改变,如同-10变为-9一样,它只是在减少自己的负面作用,而毫无正面意义可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节选:

三、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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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法律体系上该如何定位?

200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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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税务总局下发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并且是以(国税发〔2009〕2号)的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下发的。既没有采取行政法规的形式,也没有采取行政规章的形式。它的法律地位究竟有多高?是否增加了纳税人的义务?增加纳税人的义务部分是否有法律依据?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该办法第一条称依据了企业所得税法及条例、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以及税收协定。只是指出了授权的出处并没有指明授权的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明确授权了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的权力。《条例》本身并没有授税务机关制定本办法,只是在第一百一十九条《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债权性投资条款中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根据规定,税务主管部门应该与财政部门共同制定债权性投资比例的标准。并没有从法律上授权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特别纳税调整的管理规则。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即以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才能制定相应规则,只有最高的立法机关才能制定适用于征纳双方的规则。而该《办法》却以征收机关的名义制定游戏规则。当然,税务主管部门有权为实施法律、法规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而制定相应的规章。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五条规定: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第七十六条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该办法不符合《立法法》的程序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规定,它不属于部门规章。而税务总局并没有制定规章,而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但它确有规章的内容,如要求纳税人报送的有关表格,每一份表格并不仅仅是统计数字,都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纳税后果,也就是经济利益的划分及社会财富的分割。报表的法律后果会同样适用于《征管法》的罚则,会与虚假申报等等含混不清的法律责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每一份法律文书和执法程序都和《征管法》的内容一样严肃而不可忽视, 对于纳税人来说,这个办法的结果仅仅是企业所得税的一部分而已,它的结果同样会构成企业所得税额度的一部分。

从该《办法》的内容和作用来讲,它应该是《征管法》的一部分,可事实上它不仅仅不是法律和行政法律,甚至连行政规章都不是,很是让人困惑,但不能因为它的法律形式而忽视它在税务行政执法的作用,因为如果不严格按照该办法执行,它的后果不仅仅是违反了这个《办法》,同样会带来《征管法》上的法律责任,甚至会带来的是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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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不必再等待

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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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文
最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最紧迫的事情,而最紧迫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增值税改革既是最紧迫的,也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说增值税改革最紧迫,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增值税运行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迫切需要改革;二是当前是增值税改革的良好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增值税建立至今已有14年,应当说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问题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增值税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尤其是对企业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
现行增值税的范围主要在商品领域,劳务领域仍是传统的营业税,这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重复征税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在第三产业不发达,或者说政府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发展第二产业来推动中国工业化的条件下,解决商品生产领域的重复征税是正确的选择。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候,解决劳务领域的重复征税就显得十分迫切。
不仅如此,随着现代新兴服务业对工业化的推进作用越来越显著,针对劳务征收的营业税若不能被抵扣,技术购进、无形资产购买就加大了企业的成本,这无疑抑制了现代服务业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会弱化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不利于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现行的增值税类型是生产型,企业购进的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所含的税收是不能抵扣的。显然,这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从整体看,对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无论是从现行增值税的范围来看,还是从其类型而言,增值税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从增值税改革的条件来看,应当说已经成熟。如果说以前是担心财政的承受能力不足,现在则是足够担当。可采取分步推进的措施,例如先转型,后扩围;若是转型时先采取增量抵扣,然后全面抵扣,如此这般,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可以说微乎其微。这种分步推进的渐进式策略,与当前分地区开展试点的办法不同。前者是全面推开,符合增值税的性质和要求,没有负面作用;后者负面作用较大,应尽快向前者过渡。
之所以说增值税改革也是最重要的事项,是因为它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产业关联创新能力等等,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能力。这些核心能力的形成,与增值税的范围和类型是密切相关的。也许不能说,增值税改革了,这些核心能力就形成了。但增值税改革是这些核心能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就此而言,没有增值税的改革,转换发展方式的进程就会被延长,由此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就会更大。
既然最紧迫,也最重要,增值税改革不必、不应再等待了。■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反思税制

除弊新税制

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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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弊新税制
作者:许善达/文
对劳务实施营业税虽有历史原因,但其弊端至今未除。如果不改革,将延缓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新税制实施了十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新税制的肯定越来越多了,对新税制成功的认同也越来越多了。有人把1994年财税改革列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最重大、最成功的改革。不管这个判断能不能形成社会共识,我是赞成的。虽然如此,从新税制出台那天起,各种对新税制“弊端”的批评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新税制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息过。
欧洲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商品和劳务共同征收的。中国也曾设想过同样的方案。但是,1994年的新税制只对商品征收增值税,而对劳务保留了营业税,在商品领域否定旧税制中的产品税,是因为产品税的重复征税引起了一系列弊端。既然如此,为什么对劳务领域实行的同样是重复征税的营业税却置之不改呢?不是因为别的,其原因就是“分税制”。
在旧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中,中央收入只有30%左右,在“分税制”的设计中,确定中央收入比重要在1994年当年达到55%,以后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五年后中央收入比重要达到60%。在这个外部条件的限制下,如果增值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比例确定为75%和25%,那么,营业税就只能定为地方税。假如对劳务也改为增值税,为了实现中央55%的收入比重,就要降低增值税中央75%的比例,这会影响1994年以后五年内中央收入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目标。如果商品增值税仍实行中央和地方75%和25%分享的比例,那劳务增值税就要实行另一个比例,这在实际工作中是无法严格划分操作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商品领域推出增值税,在劳务领域暂时保留营业税并基本作为地方收入以保证“分税制”的实施,就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虽然是在诸多外部条件限制下对劳务选择了营业税,但实事求是地说,对这一选择会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何种负面影响,当时的估计是很不充分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现在看,至少下述弊端至今未除,对国民经济负面影响依然如故。
——首先,由于营业税保留了重复征税的弊端,因此,劳务领域税收负担总体上高于商品领域。这种税负差别必然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个结果和我们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国策显然是相悖的。
这么多年来,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中,增加第三产业比重的目标始终无法按规划实现,成为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永恒”话题。不能不说,营业税1994年没有改革为增值税是重要原因。
——其次,只有在境外提供劳务才能免征营业税的政策,限制了人员在境内而劳务出口到境外的行业的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商品出口退税政策,在1994年全面推向商品领域增值税以后,零税率的退税政策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为解决中国几十年外汇储备低的问题,提供了政策前提。退税政策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但是,劳务出口由于营业税的原因,只对提供劳务的人员在境外提供劳务,才享受免征营业税的政策,如果提供劳务的人员在境内,而劳务出口到境外,就不能享受免征营业税的待遇。这个政策和商品出口明显存在不一致。商品出口退税并不要求商品制造人员到境外去,而营业税则规定提供劳务的人员在境外才可免征,岂不荒唐可笑?更令我们这些从事税收工作的人汗颜的是,只是由于文化部门的努力,才允许翻译人员在境内的翻译作品出口到境外,可以免征营业税。在商务部的推动下,若干城市“CALL CENTER”免征营业税试点,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全面推行遥遥无期。
如果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是制造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政策前提,那么,废除提供劳务的人员在境外提供劳务才免征营业税的政策,只以劳务出口境外为惟一条件,实行免征营业税,就是不能再拖延的决策了。
事实上,即使实行了这项决策,劳务出口的退税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出口劳务的购进中所含增值税和营业税都未退税。虽然如此,可以预期,劳务出口免征营业税会尽快实行,也必然对劳务出口及国内第三产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最后,增值税和营业税相互不能抵扣,限制了中国技术开发企业发展,延缓了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经济生活中,商品和劳务是相互交叉的,生产商品需要投入劳务资源,同样,提供劳务也需要投入商品资源。但是,由于商品领域实行增值税,劳务领域实行营业税,增值税实行购进抵扣制度,营业税则不实行购进抵扣制度。这就必然在抵扣问题上引起一些混乱。
实际上,十几年来,已经有几十项营业税允许在营业税中抵扣的政策付诸实施了。但是,由于在原则上没有明确购进中所含税款均应抵扣,所以,除个别政策外,营业税自身不能抵扣,当然更不能抵扣增值税了,而增值税除运费外也不能抵扣其他购进中的营业税。这是一种隐性的重复征税。应该在深化税制改革中予以解决。
——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营业税的政策中,对国民经济损害相当大的一项是:购进技术、无形资产等所含营业税及增值税不允许抵扣。
很多人只看到这项政策不利于企业购进技术的负面影响,其实,这项政策最大的危害在于它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技术开发企业的发展。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制造业的企业销售产品时,不能向购买方提供能够抵扣税款的发票,这个企业还有生存能力吗?而中国的技术开发企业,就是不能向购买方提供可以获得抵扣税款的发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营业税税制在相当的程度上,束缚着技术开发企业的发展,当然,最终必然延缓中国国民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战略的实施。
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可能还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背景下,一个可以考虑并能够较快见效的办法,是实现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的相互抵扣。这在运费方面已经做到了,还需扩展到其他方面。
除营业税税制问题,增值税转型改革也需提上日程。
1998年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形势时,本应果断推出消费型增值税改革,但担心这项改革会给财政收入带来压力的意见成为主流。其实,既然可以发行国债,用财政赤字搞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需求,为什么不能增发国债多搞一点赤字,来推出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呢?给企业增加投资动力与基础设施建设,二者刺激投资需求的效果是一样的。以财政收入压力做理由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2003年,通货紧缩过去,通货膨胀的苗头出现,认为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会助长通货膨胀的担心又出现了。经过几次不同经济形势下对这项改革的讨论,我们发现,无论经济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对这项改革的效果总会有担心,而且在不同经济形势下的理由也是变来变去:通货紧缩时担心的理由是经济发展速度慢,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也慢,消费型增值税要减少收入,自然不能搞;通货膨胀时担心消费型增值税会刺激投资,助长通货膨胀,当然也不能搞。经济发展顺利时,又认为不搞消费型增值税也有这么好的形势,担心搞改革会自找麻烦。
形势千变万化,出现各种担心是自然、正常的。幸运的是这些担心没有影响财税部门执行国务院决定的决心。东北地区消费型增值税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表明,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全社会已经形成共识: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任何时候,只要国务院作出决策,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顺利地实施这项1994年以后深化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该文已辑入《50人看三十年》一书,将于今年9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反思税制

反思定额发票管理的制度瑕疵

200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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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永兴县地方税务局 作者:罗羡辉

定额发票为餐饮住宿类个体定税户(以下简称定税户)所常用,就定税户而言,定额发票可以吸引行政、企事业单位来消费即扩大客源进而增加营业额。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理应是定税户眼中的香饽饽,然而这一逻辑推理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更多的情况是它不受定税户欢迎。个中原因不一而足,笔者谨从定额发票管理制度入题作一探讨。

当前定额发票管理采用按照月应纳税额的一定比例发放的方式进行,如此一来,如果不做定税调整的话,定税户每月的发票发放量为固定值。大量现金交易的存在,使得定税户的发票发放量与实际需要量之间经常会出现正差。定税调整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并不一定可取,因为定税调整大体上属于一种事后纠偏,这种纠偏能否及时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征纳互动中信息反馈是否及时,而且不可能频繁调整。正差的累积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差的存在意味着发票的盈余,依照定税户的逻辑,发票是“用钱买来的”,于是“月税”、“发票税”等观念顺应而生; “花钱买来的”发票自己用不完就只有想办法卖给别人“以挽回损失”。生意越不景气,定税户买卖发票的动机越强烈就不难理解了。

造成这一弊端的根源在于要对定税户的发票实际需要量作数量上的界定是不现实的,遑论现金交易尚无法有效监控,单就定税户的每月营业额不可能固定而言,其发票需求量就不会是一个定值。照此演绎下去,按 照月应纳税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发票使用量的做法存在演化为推高发票需求量的极大可能。

现在循着另外的路径去琢磨:发票系一种报销凭证,其功用主要体现在财务上。就索票意愿来说,除能够将发票纳入行政事业单位、企业报销的消费者索票意愿趋强外,其他消费者往往由于“拿了票也没有什么用,还是打折实惠”而导致索票的意愿颇低。基于发票是“用钱买来的”, 我们不难理解定税户存在不给消费者开发票的利益内驱力。这样看来,通过定额发票的发放以期实现对定税户“以票控税、源泉控管”颇值得斟酌。

表面上看如何有效的刺激那些不能将发票纳入行政事业单位、企业报销的消费者索票是解开症结的关键所在,一些地方也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以有奖发票最为典型,但实际效果有限。受制于中奖面、中奖额等因素,加之定税户以打折方式应对消费者索票,有奖发票的实际刺激效果与预期效果出入不小。

按照纳税人的“月税”逻辑或许有所增益,可以考虑提高定税户购领发票的门槛。笔者建议将月应纳税额与发票领用数量脱钩,根据行业特点、营业状况等因素设定若干档次,明确每档的月应纳税额,定税户依照相应的档次缴税才取得发票购领条件;在这基础上,发票实行按需领取并重新按照票面金额依率缴税。

反思税制

白莲教与 “税”

200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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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带地方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某些古典的特征:启发他们的原来是一个信仰西王母的佛教民间秘密会社。不过领导武装起义的头目很多(有些是妇女),派别分散,对于一个自称王母化身、能够恢复明朝天下的人不能形成统一看法。所以白莲教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只是一批松散的会社。他们在自己的山村周围筑起营寨,抵御清政府收粮征税的官兵。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常说的:”官逼民反。”但是白莲教似乎不是一批因反抗征收重税而起义的被压迫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白莲教倒像是要起来取代政府,那些边远地方的官府没有尽到它们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常职能,如自古以来就有的管理官仓粮凛、办理跃跃欲试的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等。

历史中的税

The Great Yasa______Genghis Khan’s Code

200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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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ghis Khan’s Code

(1206-1227)

General Provisions

Basic Law

Article1 The Great Yasa (The Code of Genghis Khan) bestowed by the Changshengtian (Longevity Heaven) is unquestionable.

Article 2 Where children do not comply with their fathers’ edification, and a man does not submit to his elder brother’ s dissuasion ; a husband distrusts his wife, and a wife does not conform to her husband ; the father-in-law does not praise his daughter-in-law ,and the daughter-in-law does not respect her father-in-law; the elders do not teach the juniors, and the juniors do not respect the elders; the Nayan(officials)do trust specially their relatives but standing off strangers; rich men are illiberal for their own property but damaging the public property, a nation shall be defeated by enemies, the families shall decline, and the empire shall die out. Therefore, Genghis Khan promulgates this code in order to remind that all civilians must buck their ideas up. The Nayan and Halachu (civilians) must comply with this code, and only in this way, the Changshengtian will bless us to achieve the great undertakings. This code must be observed for generations without a change.

National Systems

Article 3 The election of successor to the Khan, the appointment of the Zha’erhuchi (judge), and the decision of vital affairs in Great Mongolia shall follow Huliletai (conference) system. Huliletai is constituted with main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the ten-thousand household heads, the thousand-household heads and the primary Nayan .These principles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Khan and the making of great decisions in vassal states.

Article 4 The Great Mongolia adopts the Zha’erhuchi system .In the Huliletai (conference), Genghis Khan appoints Shijihutuhu (a person’s name) as the national Zha’erhuchi (chief judge) with the duties of judgment, litigation, drawing judicial precedents and recording the largess.

Zha’erhuchi shall conserve the cases, which have been consulted with Genghis Khan in a compilation called Kuokuodiebutie’er (a compilation of judicial precedents) with black and white. The later generations shall be punished if they change the contents of the compilation.

Article 5 Children in the Great Mongolia must study Uighur language.

Article 6 Men who are fifteen years old have the obligations to provide services in the army.

Article 7 All civilians shall work equally, no matter rich or poor.

Article 8 Any religions must be respected without privileges.

All civilians are free to choose their religions.

Social Management

Article 9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dopts decimal system. It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ten-household, hundred-household, thousand-household and ten-thousand-household. Genghis Khan shall appoint ten-thousand-household heads and thousand-household heads; the thousand-household heads shall appoint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and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shall appoint the ten-household heads.

Article 10 Registered civilians system shall be established. Everyone is the part of ten-thousehold, hundred-household, and thousand-household with the obligations of labor service.

Everyone must live in the appointed areas, and it is not allowed to transfer to another household randomly or seek protection from other households. Where someone defies the command, the transferor shall be put to death in public, and moreover, the civilian who accepts the transferor shall be severely punished.

Revenue

Article 11 The civilians have the obligations to pay taxes, provide labor services and courier station services.

Article 12 The hierarch of sects and reverends are exempted from taxes and services in the army.

Article 13 The poor civilians, doctors and the knowledgeable civilians are exempted from taxes.

Courier Stations

Article 14 The great Mongolia adopts the courier station system. The courier sta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gathering intelligence, transferring messages, safeguarding the trade and communications of officials and diplomatic envoys.

Article 15 The thousand-household head in the area of the courier station has the duties for supply and maintenance, and moreover, he shall distribute the courier station services to the civilians in this area.

Article 16 The Nayan taking charge of the courier station shall inspect regularly, at least once a year.

Article 17 The transferor through the courier station shall not disturb civilians.

Sub-provision

Military law

Hunting

Article 18 The Great Mongolia adopts a military train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hunting.

Article 19 During the hunting, it shall be organized as in the battle, and the commander shall be appointed to conduct the hunting unitedly

Article 20 When wild animals run away, it shall be investigated carefully, and the thousand-soldier heads, hundred-soldier heads, or ten-soldier heads with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put on flogging punishment with a stick or dea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s.

Article 21 After hunting, the wounded, disabled, little, female animals shall be set free.

Wars

Article 22 Two states shall, prior to the fighting, declare war to th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of the enemy by proclaiming: If you obey, you will be treated kindly and peacefully; and if you hold out against us ,only the Changshengtian knows the consequences, we are unable to anticipate what will happen.

Article 23 The troop regimentation practices decimal system, regardless aristocrats or slaves, ten soldiers fall into one basic unit, then there come hundred-soldier unit , thousand-soldier unit and ten-thousand-soldier unit; ten-soldier unit recommend the head of ten-soldier unit. The heads of ten-soldier unit recommend the head of hundred-soldier unit, and the heads of hundred-soldier unit recommend the head of thousand-soldier unit.

Article 24 Only those who are abl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marching that whether the soldiers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r not and whether the livestock are wizened or not are suitable to act as heads.

Article 25 The ten-soldier head incapable of accomplishing the task shall be dismissed from his post and be punished together with his wife, son(s) and daughter(s),and another person shall be selected as the head from the ten-soldier unit. The above-mentioned principle is also applied to hundred-soldier heads, thousand-soldier heads and ten-thousand-soldier heads.

Article 26 The hundred-soldier heads, thousand-soldier heads and ten-thousand-soldier heads shall, at the beginning an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ttend the conference of war to listen to Genghis Khan’ instructions and ensure the fulfillment of the instructions ,and supervise the soldier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Those who either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superficially or violate them in the mind to result in the failure of the Khan’s orders, or refuse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shall be dismissed.

Article 27 If a war requires, all people, no matter old or young, rich or poor, shall have the obligations to join the army and fight against enemies.

Article28 Civilians are compulsory to bear goods and materials of warfare, and both the ten-household heads and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shall be in charge of the imposition and requisition.

The armament shall be reviewed before going out for battle. The ten-household heads and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who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severely punished if the armament prepared is insufficient.

Article 29 The personnel who join a battle, upon the receipt of the order, must arrive at the appointed place on time, neither late nor earlier.

Article 30 All soldiers shall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in the battle, and are forbidden to pillage any property.

During the war, if the troops are forced to retreat back to their bottom line, the soldiers should fight with their best effort. Those who do not shall be put to death.

When the enemy is defeated, the throwing-away goods shall not be taken, which shall be distributed in a unified way at the end of the war.

Article 31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shall be cautions when meeting with war affairs, and shall not attack the enemy rashly when the situation of enemy is uncertain.

Article 32 Those who picked up clothing, articles, and weapons of the comrade in arms at the battlefield and refused to return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33 A wife shall take good care of the household duties while her husband goes to the war or goes hunting, and bear the obligation of penal service instead of her husband.

Article 34 Those who are killed at the battlefield shall be protected. Where a slave carries the host killed out of the battlefield, the slave shall get the livestock and property of the master; and where the other person who carries the dead out of the battle, he shall get the wife, slave(s) and all property of the dead.

Qiexue

Article 35 Qiexue (squire) System shall be established. Strong and capable persons shall be selected from the sons and brothers of the thousand-household heads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 the ten-household heads, or Baishen people(free men ) to serve in the squire corps (taking turns to guard at night ).

Nobody can not impede the one who is eligible for Qiexue and will to join Qiexue.

The sons and brothers of the thousand-household heads recruited to serve as squires shall consist of 10 Naketitu (intimate persons) and one Diewu (brother); the sons and brothers of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shall consist of 5 Naketitu and one Diewu; and sons and brothers of the ten-household heads and Baishen people shall consist of 3 Naketitu and one Diewu.

The squires recruited shall, within the prescribed range, prepare horses and articles and goods by themselves; where those who are incapable to make sufficient preparations by themselves, the rest part may be levied or dispatched from the thousand-household unit or hundred-household unit. Severe punishment shall be given to those in violation of the order.

Article 36 The Qiexue is ranked above thousand-household heads outside his jurisdiction. Where a thousand-household head outside his jurisdiction comes to fight with a Qiexue, the thousand-household head shall be severely punished.

Article 37 The Naketitu of Qiexue is ranked above hundred-household heads and ten-household heads outside their jurisdiction. Where a hundred-household head or a ten-household head outside their jurisdiction come to the fight with the Naketitu of Qiexue, the hundred-household head or the ten-household head shall be severely punished.

Article38 A Qiexue who is in vio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shall be exempted from death; those who are in viol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hall be punished by whipping three times; those who are in violation for the second time shall be punished by whipping seven times; those who are in violation for the third times shall be punished by whipping thirty-seven times; and those who have no intention of mending their ways shall be punished by exile.

Where the four heads of Qiexue fail to pass on the above-mentioned punitive provisions, severe punishment shall be given.

The head of Qiexue can not punish the Qiexue at will without the orders of Genghis Khan, and the head who breaks the Yasa will be punished in the same way that he has punished the Qiexue.

The head of the Qiexue who refuses to obey may appeal to Genghis Khan. The Khan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Article 39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Nobody shall be allowed to sit on the seat of honor for the squire, or stride across the body of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or be close to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the person in violation shall be arrested.

Article 40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either walking around the Orduf Forbidden Area or entering the Orduf Forbidden Area at night is prohibited.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shall apprehend those in violation being questioned at next day.

Where those persons have anything urgent to report shall get the permission of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first and enter Orduf together with the squire guarding at night.

It is forbidden to inquire about the number of squires. For those who are in violation, the squire shall confiscate their mounts and unclothe them.

Article 41 The squire corps is commanded by Genghis Khan himself. Those who dispatch them without authorization shall be severely punished.

Behavior law

Article 42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mpatriots shall be meek,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enemies shall be fierce and malicious.

Article 43 The words unanimously approved by three or above three persons of virtue are reliable.

The civilians shall speak carefully. Before speaking, he/she shall compare the words he/she about to speak with the words of the persons of virtu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 the words spoken by other persons with the words of the persons of virtue, and if found suitable ,he/she may speak out, or , shall not speak out.

Article 44 The drunken person is blind, he can see nothing; he is also deaf, when you call him, he can hear nothing; he is also dumb, when you speak to him , he can say nothing. When a person is drunk, he looks like a dying person, he can not sit straight and upright on the ground, he looks like a numb, stupefied person with an injured head. Drinking alcohol has no benefits, and can not raise wisdom and bravery, and will not result in good behaviors and virtues: a drunken person can only do evil things, kill people or quarrel. The alcohol can make people lose his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will become the obstacles for his future and his career .He may lose the clear direction, and throw the foodstuffs and tablecloth into fire, or into water.

The person who drinks less alcohol shall be awarded, and the person who does not drink alcohol shall be put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Where the monarch indulges in excessive drinking, he cannot manage major affairs, constitute the Bilike (instructions) or promulgate important customary law.

Where the ten-solider heads, the hundred-soldier heads, or the thousand-soldier heads indulge in excessive drinking, they shall removed form their duties.

Where the Qiexue soldier indulges in excessive drinking, he shall be punished severely.

Where the Halachu indulges in excessive drinking, all of his property shall be confiscated.

Where the drinking of alcohol cannot be restricted, a person is allowed to drink his fill three times a month.

Article45 Where a person using trust capitals loses money is business for three times in accumulation,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46 Where a person murders another person,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47 Where a man and a woman are committed open adultery or are arrested red-handed, the adulterer/adulteress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48 Men committed sodomy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49 A person taking in the escaped slaves or refusing to return the found property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50 A person using crooked ways to hurt another person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51 Bothe parties of the duel and the result of the duel shall be respected. In the process of duel, no one is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or help any side of the parties of the duel, and the person that violates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52 The person who lies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53 The person stealing other person’s important property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his wife, son(s) and daughter(s) shall be seized, and all his property be confiscated, and then be given to the person who had been stolen.

Article 54 The person stealing other person’s non-important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by flogging with a stick; according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ases, the punishment shall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evels; flogging of 7 times, 17 times, 27 times, 37 times, or 47 times, and maximum is a 107 times.

Article 55 The mast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of the slaves. Where the slave steals the others’ property, both 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their wives, son(s) and daughter(s) shall be seized, and all their property be confiscated, and then be given to the person who had been stolen.

Article 56 The grassland shall be protected. Where the act of digging holes causes the damages to the grassland, or the act of catching fire causes the burning-down of the grassland after the grass turn the green, the whole family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57 The horses shall be protected .In spring, when the war is over, the battle steeds shall be put in good grassland, and shall not be ridden, or allowed to run randomly.

Where the person hits the head or eyes of horses,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rticle 58 The water resources shall be protected. Washing hands in river is prohibited, and the act of drowning in water is prohibited.

Article 59 The legacies shall not be nationalized and no one shall interfere with the allocation of the legacies, and generally, the successor(s) to the dead shall inherit the legacies.

Where the dead has no successor, the legacies shall be given to his apprentice(s) or slave(s).

Article 60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wife and the concubine(s) both have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Procedure law

Article 61 What happens in the family shall be settled in the family as far as possible, and what happened in the fields shall be settled in the fields as far as possible.

Article 62 Where the chief Zha’erhuchi makes judgments on litigation, the squires shall form the judgment squire group to guarante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order of the Zha’erhuchi.

Article 63 The punishment shall not be used except for those caught red-handed or commit the crime themselves. Where a lot of people make charges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the defendant refuses to admit, the method of torturing may be used to make him/her commit the crime.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Article 64 Where th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violate the Yasa, he/she shall be punished. The person committed an offence for the first time shall be admonished orally; for the second time, he/she shall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Bilike (instructions) of Genghis Khan; and for the third time, he/she shall be exiled to a remote place. Where the person exiled to a remote place has no intention of mending his/her ways, he/she shall be put into prison with shackles. Where he/she still has no intention of mending his/her ways, he/she shall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clan relative’s meeting.

Article 65 The Nayan shall conscientiously pass on the Yasa and the one who has the duties but fails to pass on the Yasa shall be punished severely.

中文版:大札撒

历史中的税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市场调控工具还是政府创收财源?

200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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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市场调控工具还是政府创收财源?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员 陆一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2008年证券市场热议的话题,当它成为本届人大一次会议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时,有关提高、降低、维持、取消它的讨论在会场内外和媒体上下持续不断。但是,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究竟从何而来?为何而引起争议?却在众多讨论中不甚了了,有必要在此仔细追根溯源。

1.印花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

印花税在税收定义中最基本的含义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的凭证加贴印花而征收的税收。

我国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88〕第11号)就规定了:“产权转移书据”为应纳税凭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第225号)中,解释为:“条例第二条所说的产权转移书据,是指单位和个人产权的买卖、继承、赠与、交换、分割等所立的书据”

这说明,印花税是一种凭证税,凭证是一种纸质载体,即法规中所说的“书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附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中所列举的13类税目,税率都在万分之零点三至千分之一之间(绝大多数在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五之间)。

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并不十分科学。而我国却从一开始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并长期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因此就我国目前证券印花税而言,其实质是就交易行为课税,因此,应该将它归为证券交易税的范畴,或逐渐将它改革为证券交易税。

2.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由来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

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颁布的《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和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是迄今为止有关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查到的最早的官方公开的行政规章。深圳开始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时,我国税法中有关印花税的法规只有1988年国务院(而非立法机构)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而其中并无证券交易印花税这一税目。

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当时主要是为了稳定初创的股市及适度调节炒股收益,从7月1日起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的6‰交纳。同年11月,深圳市对股票买方也开征6‰的印花税,内地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1991年10月,深圳市将印花税率调整到3‰,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股票买卖实行双向征收,税率为3‰。

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几经变更,延续到今天。

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历年变动表

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历年变动表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

3.莫让证券交易印花税成为政府创收的财源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1990年为抑制股票过热而设立的,它实际上更像是证券交易税。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呈下降趋势,最终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逐步取消了印花税。一方面,西方国家证券税制经历了由交易(印花)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的转变,逐渐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从而通过证券投资所得而不是交易(印花)税来调控证券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刺激市场交易,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交易(印花)税率,直至取消。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市场收益逐渐成为政府业绩的财富效应。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1993年之前全部归沪深两市,之后三七开,大头留地方。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证券印花税分成比例的安排,并无正式的文件和法规,中央政府只是默认了地方政府收取这个税目来医治市场的过热行为;又因为当时的成交额很小、所产生的税额绝对值也很小,所以中央政府也就同时默认了地方政府所收的税额滞留地方。直到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前后,证券市场成交量大增、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额征收前景大好,中央政府才开始和地方政府商议印花税的分成比例。但在一开始仍出于尊重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初期发展的努力和保护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所以1993年-1996年的分成比例是地方政府70%、中央政府30%。正是出于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权衡,地方政府充分运用行政权力,深入参与了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最初阶段。直到1997年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管制方式出现了根本转变,印花税的分配比例也随之颠倒了过来,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

历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及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历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及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

注1.1993年之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根据作者收集的数据推算。

注2.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2005亿元;另据新华网2007年12月29日电,国务院近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中预计,2007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可完成28432亿元。

由上所述可见,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质其实就是证券交易税,它的由来带有了30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的经济转型过程的浓厚色彩,从一开始就没有立法机构的准许和授权,仅凭政府行政部门的政令而套用不同税种的法规执行,并凭由政府部门对市场冷热的主观判断而随意变动税率的高低。同时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壮大,中央政府逐渐加重对证券市场的行政统一管理和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市场收益的关注,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逐步改变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和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使之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重要部分。

2007年5月30日子夜,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突然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上调至3‰,使得当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大幅增长,全年完成2005亿元,甚至几乎与前16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总额(逾2300亿元)持平,超过了当年内地上市公司分红总额。

据财政部2008年3月5日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亿元,增长逾32%。其中,税收收入45613亿元,在这中间增长最快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2005亿元,是上年的10.2倍;增收1826亿元,是上年的11倍。

这一切,应该是当前讨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背景和前提……

不过,当财政部长谢旭人3月6日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避开正面回答而表示:“注意到网上关于印花税的讨论,将认真研究印花税调整的相关政策。” 财政部却已经在前一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安排内(证券交易) 印花税为1945.15亿元,与2007年持平。

2008年的证券市场是熊是牛?交易量是高是低?股票发行量是多是少?投资者是大量入市还是快速逃离?当这一切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直接相关的诸多问题都无人可以准确预计的情况下,财政部却已经理直气壮地列出相当精确地数据、将几乎和2007年总额2005亿元相当的1945亿元印花税收入编制进2008年的中央财政收入预算中,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这不是就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政府行政机构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了吗?

反思税制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

200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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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2007年股市大涨,印花税多收了1800多亿元,几乎相当于以往16年的总合。如果这1800亿都花到普通百姓的身上,这也算是投机经济的功劳。让富余资金炒去吧,多收点印花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股市现在下跌了,税的问题又映入人们议论的眼帘。印花税有什么不合理性,且看陆一先生下面的分解。 又及:3月6日发出陆先生的文章之后,27日陆一先生又传来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文章,现把此文放在前文的前面,请大家一并阅读。]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有关证券交易印花税发展演变历史的进一步考证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陆一

2008年3月27日

写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市场调控工具还是政府创收财源?》一文,因为正好是两会开始讨论2008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所以仓促就发表了。之后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历史事证,并进一步发现中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问题在扑朔迷离中尚有更值得探讨的地方,而这些考证的结果至今并非所有研究者和参与争论者都十分清楚,故所以决定再次提笔做一个进一步准确的描述。

一、有关印花税的性质

我国有关印花税所依据的法律,至今仍只是1988年8月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按照1988年12月31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改变“印花税”预算级次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从1989年1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征收的‘印花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财政,作为地方预算固定收入,此项收入上解地区中央财政不参与分成。”由此可见,印花税原本就是(至今仍是)地方税种。地方政府有权酌情征收和对税款按照地方财政需要进行处置。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附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中所列举的13类税目,税率都在万分之零点三至千分之一之间(绝大多数在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五之间,详见附件)。

二.有关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由来

在1990年至1994年,所有的相关文件都将此项税目称为“印花税”;从1995年之后,才开始在相关文件中将此项税目称之为“证券交易印花税”。但当时设立证券交易印花税这个税目的最初出发点却绝非仅仅为了财政收入,而更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调控初创伊始的证券市场上所出现的“过热的投机行为”。

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1个月中,深圳5种上市股票价格的增幅为: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lO%,金田140%,安达380%。于是《人民日报》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又从7月3日起对深圳股市进行联合调查。

这就是深圳市政府创造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大背景。当时地方政府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稳定初创的股市及适度调节炒股收益。正因为如此,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颁布的相关文件为《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并同时要求对转让股票所产生的收益征收10%-2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由于印花税属与地方税种之一,属于凭证税而非行为税,所以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征收与否。面对当时的市场过热气氛,深圳市政府手中可用的只有这一个“合法的”调控工具。因此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是深圳市地方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发明创造,套用了印花税的书据印花而设立的一个实际上完全不同于印花税的新税目,中央政府当时只是默认了地方政府收取这个税目来医治市场的过热行为。

因此,当深圳市于1990年7月1日开始课征印花税之后,1990年12月8日起深市就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个亿。于是,深圳市政府又在1991年9月初动用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的同时,于1991年10月将印花税率下调到3‰。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3‰,最高可上浮1%。

但在其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中央政府和立法机构对和分税制改革相配套的“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证券交易税”因此至今没有正式设立,而(证券交易)印花税却从此依照《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改成了中央地方共享税,并从此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由“印花税”改称为“证券交易印花税”。此后,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几经变更,但这个套用印花税之名、实为证券交易税的特殊税目却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关于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安排的变化过程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证券印花税分成比例所进行的博弈安排以及它的发展演变过程。经过认真考据,并未发现一般研究者所说的1993年之后存在过30%归中央政府、70%归地方政府,这种三七开的依据。

根据笔者最新的考证,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证券印花税分成比例的安排,因为深圳开始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时,我国税法中有关印花税的法规只有1988年国务院(而非立法机构)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而其中并无证券交易印花税这一税目。按照1988年12月31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改变“印花税”预算级次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从1989年1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征收的‘印花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财政,作为地方预算固定收入,此项收入上解地区中央财政不参与分成。”

由此可见,印花税原本就是(至今仍是)地方税种,所以从1991年开始,地方政府套用印花税而设立了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政府只是默认了地方收取这个税目来医治市场的过热行为;又因为当时的成交额很小、所产生的税额绝对值也很小,所以中央政府也就同时默认了1991年至1993年底上海和深圳两市地方政府所收的税额滞留地方。直到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证券市场成交量大增、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额征收前景大好,中央政府于是开始酝酿调整印花税的分成比例。

1993年12月15日颁布、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将“证券交易税”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并明确“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证券交易税的设置最终没有实现,有关工商税制的改革也一直延宕搁置,但(证券交易)印花税却从此开始按照《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而从1994年起变更执行地方和中央各50%的分配比例,一直到1996年底。并从此以后一直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当作证券交易税在使用,并使它实际成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

这种对半分的安排也许是出于尊重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初期发展的努力和保护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而做出的妥协;也正是出于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权衡,在此期间地方政府才充分运用行政权力,深入参与了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最初阶段。

1996年12月16日颁布、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证券交易市场,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由现行的中央与地方各50%,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

但是4个月后,国务院在1997年5月9日突兀地下发了《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将印花税税率从3‰调整到5‰,并要求将“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新增加的收入,全部作为中央财政收入。”于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这个精神,下发了《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明确了“为简化手续,实行合并计算,总额分成。调整税率后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的分享比例,中央88%,地方为12%。”

1998年6月11日,国务院《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中决定:从1998年6月12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为4‰。并要求“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该项税收的分享比例不变,仍为中央88%,地方12%。”

之后在2000年9月29日,国务院《关于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通知》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由现行的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其中,2000年的分享比例,自2000年10月1日起执行。”
证券交易印花税历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成比例一览表

证券交易印花税历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成比例一览表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由上所述过程可见,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质其实就是证券交易税,它的由来带有了30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浓厚色彩。

从一开始,(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没有立法机构的准许和授权,仅凭政府行政部门的政令而套用不同税种的法规执行;在市场快速发展并可见巨大利益前景之后,中央政府用一个在税收法律意义上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的行政决定改换了它的性质(1994年的税制改革决定是按照证券交易税的概念定义的,但和这个改革决定相配套的工商税制改革并没有实际执行,证券交易税并未设立);同时又长期不更改它的名称和所依据的法律(至今仍然称为****印花税、理应依照印花税暂行条例执行),并根据政府部门对市场冷热的判断而多次变动税率的高低。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壮大,中央政府逐渐加重对证券市场的行政统一管理和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市场收益的关注,在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逐步改变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和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使之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重要部分。

这也就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成为一个法律依据有所缺失的特殊税目。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诚哉斯言,不知各位能从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些什么……

也许以上这一切,应该成为讨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背景和基础,并希望由此找到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前景和出发点。

2008年3月22日

(作者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

反思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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